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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兼论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与转化利用
作者:熊 绍 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地方的根脉与乡愁。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旺则地方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兴旺发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营养和智慧,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就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庐陵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既真实地反映记载着庐陵人民的生产生活,又深深地滋润影响着庐陵人民的生存发展和享受,成为庐陵人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吉安自古以来出人才出官员与庐陵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庐陵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吉安人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培养熏陶了一代代国家和民族的杰出精英,她不但哺育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罗钦顺、刘淑英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还为中华文明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而且其深厚的思想理念,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浩然正气一直影响到现代,使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到全中国。可以说,庐陵文化为中国革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庐陵文化至今能保存完好,影响日大,流传甚广,弘扬兴盛与吉安历任领导的关心重视是分不开的。吉安历任领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任领导对庐陵文化这一宝贵财富都倾注了心血和汗水,没有他们的精心呵护、重视培育和传承弘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完全可以说,在传承弘扬转化利用庐陵文化上,他们都尽力尽为呕心沥血竭其所能了。改革开放后,吉安地委第一任书记,江西省原人大主任王书枫在吉安拨乱反正,首提庐陵文化,为恢复高考和文化教育重振作出了重大贡献;民主推选产生的吉安地委书记段家林(全国第一个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地委书记,当时震动全国,还引起国际关注,并且是县委书记直升地委书记)是在该市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也是个文人,对庐陵文化情有独钟,亲自参与其中,写了系列文章,丰富了庐陵文化,他为恢复创办井冈山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西省原人大副主任,王国本任书记期间和其继任者杨绍宗书记对庐陵文化的红色部分即井冈山文化和精神方面做了大量的挖掘传承弘扬工作;卢永江和傅国祥书记由于任职时间短,没有过多涉及庐陵文化,但对庐陵文化和教育工作还是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与重视,在傅国祥书记任上,庐陵文化开始兴起;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林森,是个有着红色情结情怀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担任吉安地委书记期间,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学习宣传掀起了一个高潮,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广度和高度。庐陵文化在他主政吉安期间成为热词,庐陵文化在他任内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中;国家海洋局原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是从湖南交流来赣的干部,是个博士,也是首任吉安市委书记,他对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工作抓得很紧很实,也很有成效,他亲自撰文宣传介绍庐陵文化,有些写得颇有深度。他多次讲到在吉安工作期间很有心得,很有收获,说庐陵文化感染触动了他,井冈山精神熏陶提升了他,感恩感激吉安人民;江西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原常委纪委书记弘强,在担任吉安市委书记期间,对庐陵文化十分重视,她是个事业心责任心非常强,且心特别细的优秀女干部,在庐陵文化特别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弘扬上,她可谓是亲历亲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她经常跟吉安市干部群众讲,我们能拥有庐陵文化和井冈山精神是我们的一大特别优势,我们一定要运用好庐陵文化和井冈山精神这些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把吉安打造好建设好。她多次强调,吉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井冈山精神为时代精神,庐陵文化为历史传承,构建和谐社会,吉安有着独具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她不断把庐陵文化提到新的高度。并且在她离开江西到江苏工作后依然惦记着吉安、吉安人民、吉安的庐陵文化,2011年我公差去南京时,她特别谈到吉安的庐陵文化和井冈山精神,并说特别想念吉安人民。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省委原副书记黄建盛,在担任吉安市委书记时,是最有冲劲和活力的一位书记,他曾说来到有庐陵文化和井冈山精神的吉安工作感到十分的荣幸,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庐陵文化和井冈山精神这两个宝贝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吉安任职时间虽然很短,仅一年多,但他给吉安人民留下了美好印象,他对吉安也饱含深深的情意。前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党组书记周萌主政吉安时,曾用四句话简要概括了吉安的市情:吉安是孕育庐陵文化的人文故郡、吉安是创造井冈山精神的红色摇篮、吉安是彰显江南风韵的绿色家园、吉安是充满发展活力的创业福地。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时他说,事是人干出来的,事业是人创出来的。悠久的庐陵文化熏陶、激励着吉安人崇文尚德,开拓创新,坚毅勇敢,勤劳能干。吉安文化底蕴深厚,这里先贤人才辈出,如欧阳修、杨万里、谢晋都是吉安老乡,庐陵文化是我们的瑰宝,我们一直在传承和发扬。还有一次他对下面县区市干部说,把一个地方治理好发展好,就像打牌,领导干部要像毛主席说的学会弹钢琴一样打好手中的牌,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工作本领即“牌艺”,才能优化组合,出好手中牌,赢得牌局,把各项工作做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落后面貌。有的同志抱怨吉安的牌不好,我认为吉安有很多好牌,就看你怎么组合怎么打,比如,庐陵文化和庐陵文化中的红色文化——井冈山精神这张牌就是吉安最大最好的牌,这张牌可有很多的组合,组合好,打活了,吉安就盘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周书记说得好,他非常有战略眼光,认为庐陵文化是一张可组合的好牌,是一张可盘活全局的大牌。江西省政协常委王萍在吉安先后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她对庐陵文化也高度重视,她在庐陵文化内涵挖掘和传承弘扬上做了大量工作。她多次强调,要使优秀的庐陵文化在新时代新时期更加发扬光大;她特别注重庐陵文化的基础设施和载体建设,她先后建设了庐陵文化生态园和系列民间艺术馆和收藏馆,奖励民间文化收藏家多收藏,鼓励文化企业家恢复庐陵木雕等传统工艺,发展庐陵文化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以经营养收藏,以经营促文化传承。她编排了大型情景主题歌舞《记忆庐陵》,并与周萌书记共同主编了十二卷本的《庐陵文化丛书》。她对庐陵文化中的赣派建筑文化倾注了心血,如,她强力引导鼓励市民村民建造赣派庐陵风格住房,现已经成为吉安的一个显著标志;还有她注重庐陵文化品牌的延伸运用,如井冈蜜柚栽种,这种体现庐陵文化内涵的原产地经济作物就是她任上培育打造出来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世忠,也曾在吉安担任过市长和书记,他着重在庐陵文化的守护传承、精髓提炼和与红色绿色的搭配上下工夫,特别注重生态宜居,文化清淳,青山绿水,打造人间仙境,他还对庐陵文化的精髓进行了深度的挖掘总结,提升了庐陵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理论高度。现任书记王少玄年富力强,忠诚踏实,思路开阔,充满活力,善于总结提升,他在前面几任书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他更多的是在庐陵文化的打造和转化利用上。目前,吉安市在他的带领下,正意气风发地抒写着庐陵文化的新篇章。他无论是在市长岗位还是在书记岗位上都全身心投入,为吉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指航向出主意献计策拿决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为人称道或说很有特色的有两点:一是遵循弘扬庐陵文化先贤的经济思想,在治市理政上颇有心得,对全市经济统筹兼顾,科学规划,明确分工,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他从市情出发,对各县市区产业进行全面规划、合理选择,又从各县区实际优势出发,进行科学细化与产业论证,引导各县区科学确立自己首位产业、主导产业,形成“1十N”产业定位,完善县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和支持产业体系,在融资、扩权、用地等方面进行差异化倾斜。如,该市支持新干盐卤药化、峡江生物医药、永丰循环经济、遂川硅基材料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使得各县市区经济依托自身优势,朝着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二是狠抓庐陵文化的转化利用,促成文化与农业、工业、旅游业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了“文化强市”和“全景吉安、全域旅游”战略,确立了“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和“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发展定位,打造了集“文化资源、品牌建设、市场培育、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大文化产业格局,促进了文旅融合、农文结合、工文相合,形成了“时时有文化、处处为景区、人人是景点”大文旅的喜人局面。在今年的两会上,王少玄书记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再次谈到红色文化传承利用问题,他说:我这次主要围绕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吉泰盆地大井冈灌区工程建设,以及优秀教师流动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这主要是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比如,扬优势方面,吉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遍布红色遗存旧址,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为此我们提出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的目标,希望在革命遗址规划保护、红色文化传承弘扬、财政资金支持等方面得到国家层面全方位支持。你看,少玄书记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闪烁着庐陵文化和红色基因的思想与理念,他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吉安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工作,受到上下一致好评。新任市长罗文江能力强水平高,做过县市长、县市委书记,干过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任过厅局长,地市省厅都呆过,可谓多地方历练多岗位磨练,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并且还是全国经济类知名高校——江西财经大学MBA毕业的高材生,搞经济很有一套。我曾采访过他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对他反映好评价高。他母校江西财经大学的领导和老师都对他寄予厚望。作为江西财经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兼分会会长的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吉安已成为江西财大的一个牵挂,领导和校友们将会竭尽所能为吉安提供帮扶和服务。他对庐陵文化的传承开发利用十分重视,上任伊始,便对文化旅游进行专项调研,到文化项目上实地走访了解。他强调,吉安是文旅资源大市,要坚持以文兴旅、以旅彰文,用心用脑打造文旅项目,着力打造优质景区,形成旅游消费新热点,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和旅游强市。他尤其强调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起点规划、高品质设景、高标准打造和高水平运营,而这一切必须依托庐陵文化,将丰富的庐陵文化元素嵌入其中,突出庐陵文化主题,加大创新性转化,提升庐陵文化成色,努力打造庐陵文化旅游打卡地。他主张用庐陵文化丰富旅游业态,用庐陵文化规划布局,用庐陵文化提升游览档次,用庐陵文化提高景区品位,使文化旅游全方位融合起来,把吉安打造成城市旅游新热点和人们文化消费的好去处。对如何利用庐陵文化来提升吉安、做优品牌、做强产业、推动发展,他已胸有成竹,并有着深远的考量。吉安历任领导,特别是现任两位党政主要领导正英雄所见略同般齐心协力奋发有为地把庐陵文化引向新的境界。我们对庐陵文化下一步传承弘扬和转化利用充满期待。这也是我撰文探讨庐陵文化动因之一。
从吉安历任领导对庐陵文化的重视,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影响力穿透力和推动力,也让我们真正认识到,研究庐陵文化,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推进吉安乃至江西、全国当前各项建设事业很有价值很有必要。
庐陵文化是赣文化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华文化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存在,我曾经在各种场合说过:庐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不少!庐陵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璀璨夺目,光耀中华,精彩纷呈,福泽九州。其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越文化本身,确实值得广大社会学家和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与探讨。基于此,作为一个江西老表和国家大外宣平台的主编及国际传媒的名誉总编,今天想就家乡本土文化——庐陵文化向世界作个宣传推介,我拟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一什么是庐陵文化;二为什么宣传推介庐陵文化;三怎样传承弘扬庐陵文化;四如何转化利用庐陵文化。下面我本着科学态度求实思想探讨精神就以上四个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和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什么是庐陵文化
在江西吉安,庐陵文化曾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热词,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江西提出“文化兴赣”战略,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赣文化热,当时的初衷是想通过赣文化的影响力来带动提升江西,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期望实现文化大繁荣助推经济大发展,经济大发展促成文化新繁荣的良性循环。吉安为顺应形势策应省委省政府文化兴赣战略,加之,庐陵文化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自然也兴起了一股热讨庐陵文化的高潮,政界、学界、新闻界、企业界一同推动,于是庐陵文化开始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出现在党政机关的文件中,出现在大小会议上,出现在新编的地方文化书籍里,出现在街谈巷议的百姓口中,出现在文化场馆和旅游景点项目中,出现在企业的广告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兴趣。庐陵文化在沉寂多年后又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与风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学习她、传承她、弘扬她,她也变得越来越让人喜欢,越来越深入人心,系列开发利用可谓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至此,庐陵文化已成为江西吉安一个越打越红的品牌和一张越擦越亮的名片,几乎成为吉安的一个象征和标签,在中华文明园中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照耀着吉安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什么是庐陵文化?其渊源、内涵、特征及影响有哪些?我感觉似乎一直没有讲清说透或说没有明确的定义与说法或说没有权威的解释与论断。为此,我认为要写好庐陵文化这篇文章,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庐陵文化。
(一)庐陵文化的定义
庐陵文化是吉安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共同创造与汇聚吸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吉安人民及其关联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历代庐陵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三县区及周边市区的区域性文化。其核心是崇文图强,忠义报国,追求卓越,永远向前。庐陵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江西文化赣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庐陵文化,有传说,起源于远古七千多年前的青铜文化和农历耕文化;有考证,出现在五千多年的上古时期;有记载,经夏商周秦汉的洗礼与东吴、两晋、隋、唐、五代的浸透,发展到宋、明进入鼎盛时期,由庐陵人民和外地来庐陵为官为学经商人仕共同创造的区域性文化。她以楚、越文化为源头,经与中原文化长期融合而形成,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阐扬理学为主导,以崇文重教,坚守气节,文章节义并重,不断推陈出新,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华民族主流与先进文化的分支,亦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她已成为所有吉安人的骄傲和自豪,成为中华文化文明园中一颗光彩耀世的璀璨明珠。
(二)庐陵文化的渊源
了解事物本来面目的最好办法是追根溯源。庐陵文化,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吉安地区从古至今的传统文化。有人说是指吉安古代的文化,这样说不是不可以,但我认为这样就把庐陵文化固化了,甚至可以说是僵化了,庐陵文化是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一直处于动态兼容、发展变化、完善提升过程中。庐陵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绵延数千年,是当今难得或说不可多得的民族区域文化。
庐陵文化的起源,从时间来说,其准确时间难以确定,因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是起源于七千年前的远古青铜文化和农耕文化,并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认同,网上也有大量的网文是这么说的,百度百科也是这么解释的。不过没有确切的史证,也无从考证。但有史可稽是五千年左右,这主要是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经考古部门和有关专家考证,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稻秆, 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还有就是吉安市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考证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再就是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据科学考证距今有三千多年。从此可看出,庐陵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年的渊源,全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真的不多见,可见其生命力和活力是多么的强劲旺盛。
庐陵秦时建县距今两千多年,东汉末年设郡也一千多年。大量史实表明,它的文化渊源要比它的名字更为古老而久远。最权威的证明是该市新干县大洋洲镇发掘的一座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墓中, 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 玉器饰品100余件, 震惊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它改写了中国特别是江南的文明史。该墓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 世界罕见,其中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 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 至少证明三千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的奴隶主王国。以前一直以为,秦王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 夏商周时期, 吉安这个地方属于荒蛮之地, 后来,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特别是新干大洋洲商暮发现,人们改变了这一定论,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认识它,但也一直处于有主无名的境地,它一会儿属夏商虎方古王国, 一会儿是周王朝子孙的分封领地。吴、越、楚这江南三大古强国都曾先后将吉安划入了他们的版图,春秋时期, 吉安属“吴”; 战国时期,吉安属“楚”, 故有“吴头楚尾”之称。有史可据的《大明一统志》载: “始皇二十四年, 王翦灭楚, 虏负刍, 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 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吉安县、吉州区、青原区地域和安平(成)县,今安福地域及新淦县,今天新干和樟树地域。“秦郡县天下, 厥有庐陵”, “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此后吉安,当时称庐陵,升“郡”复“县”, 改“州”称“路”, 名称几经变易, 府治再三迁徙, 地域时广时窄。
根深方能叶茂,溯源才能清流。庐陵文化从内容和精神的源头来看,也有不少说法,有的说其是单纯本土文化的繁衍发展;有的说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延续和变体;有的说是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汇融合相得益彰发展而成。我认为庐陵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延续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态势,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丰富完善提升自己,才有宋明的鼎盛和今天的繁荣之势。庐陵文化从时间上来说,起源于7000年或5000年前,但一直没有定论,尽管5000年起源有物证史据,却苦于无文记载,所以,人们现在都以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作为其源头。春秋战国时期,吉安隶属于吴国、越国和楚国,这三个古国对庐陵文化的涉及痕迹明显,影响深远,人们将其划归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范围并将其定为源头是说得过去的。庐陵文化通常多以欧阳修、杨万里、罗泌、解缙,周必大、胡铨、欧阳守道、杨士奇,杨邦乂、欧阳珣、文天祥、曾风韶,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历史文化名人为代表,但晋唐魏华存、杜审言、颜真卿和刘行思等四人对庐陵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庐陵文化的基因实乃由其播种,或说他们奠定了庐陵文化文章节义、与民共命和会通华梵的特质,是庐陵文化的真正奠基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清朝庐陵人编选的《庐陵诗存》,把唐贞观年间来庐陵作县尉官的西雍人陈吉所写的《谒丈人祠》、《水帘洞》两首诗放在卷首,可看出一些端倪。据史志记载,历史上首开吉州诗风的,是被称为“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杜审言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因坐事由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他来到庐陵后,在吉州城西相山即城隍冈,又名龙冈,今高峰坡一带创建相山诗社,邀本地儒士在一块吟诗、论诗,使吉州文风大兴,后建吟溪桥纪念。过后不久,又有大书法家颜真卿贬官来到庐陵任吉州司马,其“八分书”代表作品“祖关”二字,至今仍高悬在青原山,成为庐陵文化的一件珍品。此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大学者方以智等,也都为发展庐陵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庐陵文化在秦、汉以后,经东吴、两晋、隋、唐、五代,发展到宋、明,庐陵文化便进入鼎盛时期。清初以后,庐陵文化走向衰弱,但处于衰微阶段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随着中国共产党出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在吉安市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成熟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以星星之火燎原全国,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自从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促使庐陵文化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演进为井冈山文化,进而发展上升成为井冈山精神。现在的庐陵文化,就是在古老的吉安文化和革命的井冈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崭新的、富有浓厚赣中地方色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由此可见,庐陵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与考验,是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民族区域文化。在探讨庐陵文化的源头时,以下五个方面对庐陵文化的影响因素,也可说是庐陵文化的精神思想源头必须考虑:一是尧舜禹文化的熏陶。尧舜禹的时代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属龙山文化,距今四千多年,与吉安市青原区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和吉安市永丰县尹家坪属古人类差不多时期。尧舜禹文化中“德、孝、公、廉、敬、忠”等文化基因在庐陵文化中都有体现,尧舜禹文化中的“国家一统”的理想追求、“天下为公”的政治信仰、“民惟邦本”的民本情怀等思想,从庐陵文化代表人物身上皆有身体力行的具体表现。尧舜禹文化中“和合万国、平章百姓、为民公仆、节俭爱民”和“修德治孝、宽厚律己、公而忘私、以身作则”等思想理念都能在庐陵文化“崇文守正”、“怀义秉公”、“执礼恤民”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二是孔子私学的浸灌。春秋末期,孔子私学的规模最大,是其它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当时其他学派无与伦比的。孔子私学在教育实践中形成和积累了许多教育理论和经验,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举一反三”、“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知之为知之”、“学以致用”等,对庐陵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私学的主要科目是“诗、书、礼、乐”,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其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培养从政人才,用以补充世袭制。庐陵文化中的科举文化和书院文化及名士文化深受其浸灌影响。三是周族礼教的滋养。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是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周礼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庐陵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庐陵文化中的孝道文化和名士文化及书院文化都受其思想滋养影响。四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古代的主导意识。儒家思想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儒家的理念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主张“德治”与“仁政”,重视伦常关系。庐陵文化深受其影响,很多方面都受其主导引领,其思想理念贯穿庐陵文化的许多方面。五是神道崇拜的影响。道教与佛教对庐陵文化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从庐陵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中可见一斑。其中高僧行思禅师,世称青原行思,原名刘行思,江西吉安安福人,自幼出家,住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为唐朝佛教禅宗高僧,系六祖惠能大师弟子,为禅宗南宗青原法系的开创者,其禅学为庐陵文化之渊源根柢。青原行思的禅学特质可以概括为:靖居弘济、青原参同、庐陵米价、不落阶级、圣谛不为五个方面。靖居弘济指的是忠贞爱国和救世济民;青原参同指的是以《周易》为基础会通华梵,将中外文化融为一体而实现三教合一;庐陵米价指的是注重实业产殖和民生国本;不落阶级指的是追求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圣谛不为指的是脚踏实地和知行合一。由行思禅师开创的青原禅学,以《周易》为基础,融汇不同宗派、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优点,试图建立将文化和修行融为一体的“士民禅”。从理论的角度讲是纵横千古,熔铸百家,会通华梵,贯通三教,合而为一;从实践的角度讲是智慧双运,禅教并弘,僧国兼济,理事圆融,知行合一。行思禅师的教义内容,既是庐陵文化文章节义、与民共命和会通华梵特质的高度概括,也是庐陵文化地方、国家、世界三环同心圆融通的高度体现。魏华存,字贤安,生于公元252年,卒于公元334年,山东任城人,今山东济宁市微山县人,西晋司徒任城剧阳文康公魏舒之女。天师道女祭酒,著名养生学家、道教上清派祖师,著有闻名于世的《黄庭经》,后被尊奉为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世称“南岳夫人”。西晋末年,其长子刘璞(有说名为刘遐)曾在安成(平)今安福任太守,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夫人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有记载:她先后到过峡江县南四十四里,玉笥山大秀峰顶、新建县易俗坊建德观等处治丹修炼。后子为安成太守,迎养治所,遂修真于安成浮山、斑竹山冲虚观、文旆山等处,二孙女媤、嬍从焉,安成县城东偏有丹霞观,中有大石,夫人常炼丹其上,即今文庙前左侧,古称为炼丹池,旁有池水,多蛙鸣,每厌其聒闹,因投丹于池,蛙声遂噤。魏华存与刘行思一道一佛名扬天下,对庐陵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说魏华存、杜审言、颜真卿和刘行思4人为庐陵文化的播种者奠基人,实不为过。这五个方面,也可谓是源头,至少是精神源头,直接影响着庐陵文化的产生、发展、丰富、完善、提升等各个方面,这些也可在庐陵文化中找到其确切的证据依据或者痕迹,我们研究庐陵文化就要正本澄源理顺脉络厘清源头,才能真正搞懂她、传承她、弘扬她、光大她。所以单纯地说庐陵文化是某一单纯固守不变的文化是不贴切不妥当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更是不科学的。庐陵文化是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彩纷呈内涵丰富享誉中外的大体系。
(三)庐陵文化的内涵
庐陵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她是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三县市区及周边市区的区域性文化,她源于远古的青铜文化和农耕文化。吉安历史悠久,底蕴厚重,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苏东坡曾做诗云:“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明《永乐大典》中即有“天下多举子,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安”的记载。庐陵府历史上考取进士三千,天下第一;考取状元二十一,天下第二;更神奇的是,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共取进士110人中,状元胡靖即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都是江西吉安人;明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共取进士472人,状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人,囊括了前七名。这种一花独放一地包揽即体育赛事中所说的团体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吉安民间有“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等的歌谣和美传。吉安历史上这种人才辈出的现象蔚为壮观,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各个领域内留下了值得后人永远骄傲自豪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力量。在吉安这块土地上繁衍奋斗几千年的庐陵人创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庐陵文化,她以“三千进士冠华夏,十七状元亚神州;历史悠久青铜亮,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享誉中华、辉煌灿烂、光耀世界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波澜壮阔、浩如烟海、年代久远、内涵丰富,她包括:从遗址中发掘考证的远古农耕文化、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茶山文化和有文字记载的名士文化、科举文化、理学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汇聚形成一个饱含地域特色的庞大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赣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庐陵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始终处于一种开放开明包容完善的状态,她广吸博纳,兼容并蓄,务实创新,不断提升,为中华文化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现代,她更是孕育壮大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吉安之地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庐陵文化又成了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发源地,这为庐陵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靓丽红色文化。庐陵文化古色、绿色、红色、紫色(宗教)、蓝色(现代工业文明)并包,多色并俱,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文化园中一颗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闪亮明珠。庐陵文化主要表现为赣派建筑、名人、农耕、科举、书院、青铜、陶瓷、禅宗、江右心学、江右商帮、移民迁徙、红色文化,饮食及民俗文化等方面。
1、赣派建筑。赣派建筑又称赣派民居、江右民居。是汉族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如吉州区钓源、卢家洲村,吉水县燕坊、双元村,吉安县的田岸上、塘贤坊村,安福的塘边、柘溪村,泰和的蜀口洲、爵誉村等,那一排排古民居,就是典型的赣派建筑。吉安古代民间建筑是赣派的典型代表,但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叫庐陵建筑。其特色为“青砖灰瓦马头墙,天门采光石门框。”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清水墙,蓝灰勾缝;二是风火马头墙,就是两边山墙上形似马头有翘角的墙垛,也有燕尾型的,墙垒砌高于房梁和屋顶,是防火、防风之用,又称垛子墙;三是排山房结构,就是用根根木料组成房架,代替内墙,撑住整栋房屋,砖只是围房架而砌,墙倒而架不散;四是天门、天井与天窗。吉安城里新建的仿古街店,有的采用了赣派建筑样式,如庐陵文化生态园的仿古街、后河边的儒林里商业街区等。2011年至2016年王萍同志主政吉安期间曾经引导和鼓励乡村居民在兴建民居时采用赣派建筑样式即庐陵建筑风格,为推行到位,当时政府还给予了一定的资金补贴,这一作法或说战略举措很好,既留下了先辈创造财富的印记,也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与乡愁,还保留形成了独特的庐陵建筑风格,让外人一进入吉安耳目一新很直观感受到了庐陵独特景致韵味,极大地弘扬了赣派建筑文化,为吉安增光添彩加分不少,为当今吉安全域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非常遗憾的是,这项美在当代,利在千秋项目,在当时推行过程中还遭到一些干部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抵止。他们只看到花了一些钱,却不知道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特色一种独特的韵味,是美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对吉安今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现实价值及深远影响。吉安赣派建筑代表性村落现在大都成了国家级旅游景区。如富田古镇是国家级旅游景区,一座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里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史学家罗泌和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故乡,是庐陵文化重要发祥地,是爸爸去那儿第三季拍摄地,红色、古色、绿色旅游资源交相辉映。自古以来,庐陵就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匡家匡娘娘,文家出了个文丞相,王家有座大祠堂。”这句话涵盖了富田古镇的三个特色景点:匡家娘娘祠崇孝堂、文天祥故里、王家大祠堂诚敬堂。距吉安市区46公里,镇域面积216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人,基本上为江右民系。2010年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2012年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国家生态镇。2015年1月20日公布了全国第二批建设宜居小镇,是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古镇。钓源古村是国家4A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古村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同宗后裔聚居地,为独居江南特色的八卦造型古村。古村文化底蕴丰厚,先后有五人进士(其中明代一门四进士,兄弟连科,出任巡抚、布政使司等)。现存建筑190栋,祠堂8个,书院7处,别墅1栋,民居170余栋。该村保存的150余处明清赣派建筑,由渭溪和庄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条高约9米,蜿蜒千米、呈东西走向,上植1.8万余古樟,形似道家太极图中分线的“S”形山脉——长安岭,将渭溪和庄山分置于太极中分线的两区。其间拥有钓源村七成以上古建筑的庄山村,中有东高西低的十余口池塘一字相连,北有对门山横陈屏列,使庄山村以二山夹一水,形成了传统八卦中的“离卦”。或许是钓源人自古以来就有缘于此,该村古建筑中,幢幢皆可见八卦图形。其或嵌显于门楣,或镂镌于窗棂,或雕饰于床架,甚至古民居的排列,也依八卦成形。由于南北均以山为屏的庄山村保存的古建筑最多,所以钓源古村建筑以坐南朝北户向居多,坐北朝南方位次之。渼陂古村位于青原区文陂镇,距市中心城区28公里,是国家4A级景区。渼陂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有近千年历史。渼陂一词原为陕西户县古湖泊名,南宋初年,北方饱受兵乱,户县人梁仕阶带领族中子孙迁徙至江西,因怀念故乡,故以渼陂为村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庐陵文化第一村。古村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山环水抱,天然形胜,八卦巷通,水塘环绕,村中保存完整的明清赣派建筑有367栋,且类型较全,有民居、祠堂、书院、义仓、牌坊、楼阁、店铺、码头、教堂、革命旧居旧址等独具特色。渼古村俨然是一座融书院文化,祠堂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和明清雕刻艺术为一体的江南古村,有着“文武合一,耕读合一,官商合一、红古合一,村镇合一”的独特魅力,被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先后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评为“江西乡村游十大最美景点”之一,2008年被授予“国家AAAA级景区”等多项荣誉。古村现有民居582栋,明清建筑367栋,600余户,2800多人,古祠堂5座,家祠若干,古书院4座,古庙宇1座,古楼阁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燕坊古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位于吉水县金滩镇,经赣粤高速公路从吉水互通口下10公里可到或由朱北公路直达,距吉安市区20公里。燕坊古村是一个明清赣派建筑群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名村,现存明清建筑102处,包括宗祠、学堂、牌坊、民宅、古井、古塘、古墓、古牌坊、明清家具、古雕刻等建筑,均保存完好。具有代表性的宅院为:大夫第、州司马第、麟凤院、三槐第等,宅院门楼“水木清华”、“青阳绚彩”等牌坊挑角飞檐,建造考究;室内描金绘彩、精雕细刻,堂上有匾额,柱上有楹联,室内有字画,门宇、家具有木雕和石雕。村后古樟、古枫和村前古井、古池塘与古村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庐陵文化底蕴。
2、科举文化。科举制度始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盛于唐宋明清,直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被废止,绵延近1300年。宋代、明代和清代之庐陵,习经史、应科举之风甚浓。科举入仕是儒生士子的毕生愿望和追求,科举考试则是儒生士子们实现这一追求的道路。科举种种风俗信仰便和科举制度相伴而生,成了庐陵文化中有趣的一面。(1)竖旗旌表习俗是明代科举文化的产物。明代吉安社会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和及第者有褒奖旌表的风气,这在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族不仅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族人予以经济资助,对“学成名就”者有丰厚奖赏,还有精神上的旌表,揭竿竖旗就是精神旌表的主要方式。族人中凡有中举人、进士者,便要在祠堂前高高地竖起一面旌旗,旌旗被两块一米多高的旗杆石稳稳地固定住,旗杆石上镌刻着中第者的姓名及中第时间。(2)修建魁星文塔是祈望文运兴盛的象征和标识。为勉励吉安学子洁身自爱,勤学苦读,祈望吉安文运兴盛不衰,吉安建了许多魁星文塔。明代万历三十一年即1603年,在吉安府城迎恩门外右侧建了一座文塔,请当时名人邹元标写了《文塔记》。明代泰和县江畔古村建有魁星塔,也称为状元塔或惜字塔。“魁星”是赐科试第一的神灵,被人们尊称为文运之神,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称作“夺魁”,“魁首”。(3)利用美好的民间传说或美好的信奉鼓励激励应试儒生,告之有文曲星或魁星仙人神助之类,给其信心底气和勇气甚至智慧力量。比如在江畔古村就流传一个状元桥和曲水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文曲星早早来到凡间,考察天下读书人用功情况,他一路顺着赣江巡视过来,先是来到泰和快阁旁的澄江书院上空,听见书声琅琅,心情大悦。于是,往赣江下游继续巡视,刚过印霞江,前面传来一阵阵读书声,他拨云一看,是一群青年学子正在花石潭上的书院,对着赣江早读,他大为感动,翻开功名薄一查看,决定给这个村庄增加文运,于是提笔在村庄前面虚点几笔,写了个草字“文”,村庄前面出现了一条四转五折的小河,当年,村庄科举考试大中。村民为了感谢文曲星,把这条小河称作“曲水”。后来,村民又在曲水河上架起了一座石桥,为了纪念文曲星,称之为状元桥。从此,吉安不断金榜题名人才辈出,庐陵历代状元有21名(有说17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历代进士3000多人。“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百步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传为佳话。
3、书院文化。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朝末年,教育改革,全国省府州县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书院成为历史。吉安以白鹭洲书院和阳明书院为代表,为中华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1)庐陵与南唐文化渊源。南唐五代,文化凋零,庐陵学人如在严冬里蓄芳待发,默默传递儒家薪火。南唐先主李昪力图文治,大兴教化,却发现连首都金陵都找不齐典籍图册。不得不下令向各郡县搜求。吉州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家里还藏有整整一屋子书,于是向他购买。鲁却谢绝报酬,无偿献出,并发表了一番类似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的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马”官职。南唐中主李王景以及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无甚作为,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如诗词《相见欢》、《虞美人》等曾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这父子两代,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正是庐陵贡献的典籍和师资。(2)首开私人建书院之风。儒家思想“治于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汲汲惶惶,不绝于途。隋朝开始的以儒家经典为本的开科取士,唐时更加完善,中下层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读书应考,金榜题名。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像前些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因而刺激了各种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一样,科举取士刺激了私塾、书院兴起。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典籍的诠注解读来传播的,而对典籍的解读又离不开私塾、书院的师长。因此讲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书院文化。据统计,吉安市先后创建的书院多达269所。唐贞观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寓居吉水醪桥乡固洲村,创“皇寮书院”,收徒讲课,首开私人书院记录。但办成“星级学校”的,还是泰和县罗韬于后唐长兴年间930至933年创办的“匡山书院”。学问超群的罗先生,或许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愿从政,或许矢志继绝学、匡人心,便托辞说有病,不受朝廷拟征聘为“端明殿学士”,在家乡创办私人书院,而且很有教绩,民风日淳,消息传到天子耳里,唐明宗颁教书予以褒奖:“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俗成东鲁之区。”还命翰林学士书“匡山书院”并制成匾额赐之。(3)白鹭洲书院大儒云集。说到吉安市私塾、书院,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和西原会馆不能不提。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于是,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浙江余姚人、儒家理学大师王阳明,初贬贵州龙场驿丞,后改任庐陵知县,他在“痴儿了却公家事”的余暇,继续潜心于他的理学体系的建构,常与安福邹守益、泰和罗钦顺、欧阳德、永新颜钧、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何心隐等与他学术见解相近相似的读书人,到青原山去大讲“良知之学”。这位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王阳明,借助“青原会馆”,深刻影响了庐陵文化的发展。清代文学家施闰章曾以“圣域”比称“青原会馆”,以与禅宗七祖“祖关”对应。“青山青水一幅美景留天地,原才原道两篇奇文冠古今”,《青原山志》不无几分夸张地写着:佛禅、理学在此“寝成中国文化动脉之基”。吉安市区高峰坡原有座“西原会馆”,是唐代“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上元年间贬任吉州司户参军的杜审言创建的“相山诗社”遗址,宋时,吉安的读书人为纪念这位开吉州一代诗风的杜老爷子,建成了“诗人堂”,到明代,改作书院性质的“西原会馆”。这里每季有小会,9月有大会,四方诗人、学者上千人在此聚会,讲学游学,以文会友,一时多少文士雅事。(4)地方兴教鼎盛。庐陵地方历来重视教育的兴盛。经书启人智,智慧创奇迹。庐陵全境有序庠与学宫,民间有塾馆、义学与书院。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唐开元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在其治所创建了篁寮书院,开吉州书院讲学之先河。山间学士,纷纷仿效,于是,山乡闾巷大办书院,名流学者讲学其中。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布衣野老也来参会,所以有“江南理学在吉安”之说。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间,庐陵城的白鹭书院成为江南四大书院之冠。
4、青铜文化。恩格斯曾提出:青铜器与文字、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三大标志。青铜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辉煌灿烂,光耀世界。青铜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使用青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具体地说,青铜文化是指青铜器具所包含、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其实,青铜器自她诞生之日起,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审美等密切相关,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庐陵文化中的青铜文化只是其中的一支小细流、一个小缩影,但却是一个有着特殊典型意义的非常代表。她颠覆了历史,让世界和中华文明史翻开甚至增添了崭新一页。青铜器最早出现于6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我国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经考证年代为约公元前3000左右,即距今5000多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1989年9月20日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发现的商墓中共出土青铜器485件、玉件754件、陶器139件。有纹饰组合独特的礼器,轻巧锐利、线条流畅的兵器,适用精致的生产生活用具。青铜器数量之多、纹饰之美、制作之精、造型之奇不仅在江南地区,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通高110公分,重78.5公斤的大铜甗,为全国之最;巨型大钺被专家定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件;20公分高的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青铜瓒,国内独一无二;提梁方卣,实属孤品;双尾铜虎,一个身躯两条尾巴,背上伏一鸟,形体之大,世人从未见过;水晶套环,无色透明,质地纯净,小环套在大环内,两者吻合无间,真是罕见之物;49公斤的大方鼎,国内只有几件。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120余件,在全国是首例。考古专家认定为商代大型墓葬,结合青铜器中装饰纹样、铸造工艺与同期中原青铜器比较,专家推测该墓为江南方国贵族大墓,其文化性质为江南产生经过中原殷商文化的浸染,具有土著地方特色的方国文化。这些都充分说明,赣江鄱阳湖地区在商时期存在过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期发展的文明中心。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吉安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发现,是我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也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揭示出众多的奥秘。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吉安堪称“长江中游古代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又一重要文化中心。
5、陶瓷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瓷器是我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中国素有“瓷国”之称,闻名于世,誉满全球,瓷器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是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来看,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面貌,中国生产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陶瓷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交流起到了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中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瓷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为保存这一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京九铁路不惜改道。最有名的还是坐落在赣江西侧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永和原属泰和,泰和谓西昌,故永和古称东昌。到宋代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镇之一,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的“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吉州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国收藏为国宝。吉州窑后来衰落了,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
6、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宗教是一种群体社会行为。广义上讲,宗教本身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庐陵的宗教文化十分繁荣,寺庙相当多。道教与佛教的发展,同儒学的发展一样,表明一个地方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取向,这是脱离蛮夷的一个最好印证。人们更多地走入学馆,走入佛学道院,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安定和谐,讲文明,讲礼教。有史料载: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仅吉安一个县内,就有寺庵252所,庙宇81座,佛坛16处,宗教文化十分兴盛。(1)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所以又被称为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期,是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有理论教义、有行为仪程(如画符念咒、驱鬼祭神、炼丹导术等)的宗教。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样,追求“彼岸”幸福,祈求长生不老或升天成仙,为此,道徒们要寻找潜心修炼的“洞天福地”,道教中分10大洞天,36小洞天和72福地。吉安的山川形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胜迹篇》载,江西最早在东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建造的道观中,就有吉安市泰和的崇道观、永丰的梅溪观、冲虚观等,证明道教创立不久,很快就传入吉安并落地生根、发芽。安福境内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最高点的金顶白鹤峰有泉流不涸,是脱尘离俗的理想修炼场所,东汉末就已成为著名道场,传说魏晋时著名道家学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炼。西晋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夫人因其儿子刘遐(璞)出任安成(今安福)太守,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太守高堂亲自布道,其权位效应、名人效应,无疑是对道教的有力推介。在星罗棋布的江西道观中,峡江水边的玉笥山格外引人瞩目。江西丰城人氏、元代大学者揭奚斯曾写道:“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日匡庐,日阁皂,日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玉笥山为何成了天下绝境?论风光、论人文都应愧比庐山。原来按道教的说法,玉笥山是“太秀、法乐”之洞天,又是“郁末”之福地,“兼有洞天福地之重”,所以在道家“联络图”上其分量便显得特别重了。玉笥山道观经唐、宋、元不断增扩,声名日隆。历代在此修道的人士很多,著名的有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梁朝杜昙永、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公远等。玉笥山承天观里道士多时达500余人。北宋天衰八年1030年,玉笥山道人朱旦以医术受到仁宗召见,并赐其号为:“济处士”。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祖籍河南许昌的许逊修炼得道的逸闻。许逊是南昌人,他弃七品芝麻官的官帽如敝屣,游历江湖,潜心道学,传播道术。在水患连年的鄱阳湖边征服了“孽龙”治水有功,因而被江西人民奉祀为有神力的治水英雄,至北宋,被官方加封为“神功妙济真君”,人称“许真君”。是江西共敬的神仙,晋代全省各处有纪念他的建筑物50余处,凡有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几乎都有“真君庙”;江西人流寓他省所建立的同乡会馆,也一律是纪念他的“万寿宫”。这位道教神人在吉安也是家喻户晓的,吉州区西郊的真君山就因地处螺川河与赣江交汇处,山上建有“真君庙”才得名的。每有暴雨成灾,山洪暴发,长辈人总要念叨:孽龙要出世了,于是就祈求许真君显圣显灵:斩孽龙、降洪魔。道教在古代的吉安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史海中管窥一二:梁大同八年542年,也就是道教传入吉安的二、三百年间,出身于安福大家望族的道教信徒刘敬躬,“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刘敬躬以龟生金光为神异信号,号召道徒起义,居然攻下安福县城,庐陵州府,后进逼新淦,震动豫章。可见当时道教影响之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仅有一万多人口的井冈山市砻市镇就拥有龙溪观、白云观、鹅岭仙、石峰仙等道教仙观(宫)20处之多。换句话说,进入现代社会了,数百名山民还有一处灵魂参拜处,接受道教的洗礼,可见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在相对封闭的当时的吉安市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土生土长的“治于身”的道家宗教不同,来自西域印度的“治于心”的佛教是早于道教形成的。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国东吴的赤乌年间238-250年吉安市已有相当数量的佛寺,僧人啭啰尊者携西域宝镜来到吉安市城西的天华山传教,将“天华院”更名为“宝安寺”,泰和塘洲、冠朝,永新的曲江、沙市当时也分别修建了“崇福寺”、“絮桐院”、“尊胜寺”、“松林寺”等。这些佛事所发生的年代与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相距仅250年左右。(2)佛教禅宗南禅祖庭吉安市东南方的青原山,对佛教禅宗的弘扬起过特殊的作用。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的青原山安隐寺,在唐开元二年714年迎来了一位俗姓刘的行思和尚,从此,青原山开始有了生动的故事了,且决定它日后要名垂佛史。佛教中重要一宗为禅宗,祖师爷是梁朝来自西域的菩提达摩,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王山、四祖道信。当五祖弘忍为挑选法统继嗣时,引发了一桩禅宗公案。五祖不满意入室大弟子神秀的“渐悟”:“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私淑小弟子惠能主张“顿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他认为更合禅意。于是五祖便将禅法、衣钵秘授给了寺院里舂米烧火的惠能。禅宗从此就分裂成北、南并峙的两宗。出生于安福武功山区的那位刘姓弟子行思和尚便是弘法于广东韶关的禅宗南宗始祖惠能的首席弟子,他遵从师嘱:“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汝当分化一方,毋令断绝。”回到吉安故土,入住安隐寺,弘扬最得禅宗心传的“顿法”,把佛教从单纯的学问修行引入到道德修行,主张洞察本质,直指人心,我心即佛,别向他求,摒弃了许多繁琐的佛规,直接便当。这对于企图摆脱苦难的下层人民和不愿放弃优裕的世俗生活的达官仕宦同样具有吸引力,因而大大地弘扬了佛法。行思禅师成为了禅宗南宗青原行思系创立人,被尊为禅宗七祖(实为禅南宗二祖),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1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座圆寂于青原山,葬于寺院毗庐阁后山。次年,唐玄宗敕建"七祖塔",唐末禧宗又谥其号为“弘济”,并亲题“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以表彰其对佛学的贡献。行思的法嗣为希迁禅师,后弘法于南岳衡山南台,时号石头和尚。经传创曹洞宗,5传创云门宗,7传创法眼宗,这些佛教流派传入日本、朝鲜、东南亚使得青原山作为“七祖祖庭”而名扬海内外。行思圆寂后不久,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唐永泰二年776年被贬为吉州司马,游青原山时,题写“祖关”二字。唐天宝八年749年,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佛家人第5次东渡日本受阻,从广东折回,曾到青原山拜谒七祖祖庭,其得力的大弟子祥彦病故于青原山。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题“净居寺”,沿用至今。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它在传播、发展中不断地创新、调整,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与人性,因而更深入民心,禅宗“顿法”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吉安地区历史上信佛、礼佛的人口比例是多少?似无法考究,据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峡江、永新两县县志记载,当时人口分别为19万多人和34万多人的峡江、永新,分别存有寺(庵)73处和89处之多,佛教思想对庐陵人民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7、农耕文化也称农文化。吉安的农耕文化非常久远,在青原区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 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经考古部门和有关专家考证,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南唐西台监察御史周矩与其子周羡,在该市泰和县禾市镇用竹筏拦江,修筑了槎滩陂,该工程为江西省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素有“江南都江堰”的美誉,已被授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宋进士曾安止,弃官返乡,荷锄耕作之余,潜心研究水稻品种和农业生产,著书《禾谱》,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是吉安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基础,吉安的农耕文化曾十分发达。南朝的陈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换代,是吉安人民为他提供了大量军粮。他积谷巴丘,委派胡颖为县令,沿赣江两岸广收军粮50万石。若按当时全市人口33万计算,人均1.5石,折合为人均贡献90公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51年间,可证见当时吉安的粮食生产水平。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定无适粤千金橐,可买临江九段田。黄犊眠边高树荫,白鸡啼处远炊烟。此中若许投簪绂,便老耡耰卜数椽。”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多水多田的庐陵,自古以来就有“江南粮仓”之誉。母亲河赣江贯穿南北,遂川江、蜀水、禾水、乌江、孤江等支流汇聚赣江。丰沛的雨量,发达的水系,赐予了庐陵万顷粮田,千重稻浪。新干战国粮仓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2000多年前的庐陵就是“吉田沃土”、“江南粮仓”。庐陵先人面对无常的自然界,祈望来年的丰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贴门神、灶神、土地神等习俗;敬祖畏神催生了如青原喊船、万安儿郎灯会、吉州钓源祭祖等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俗、风俗逐步固化,与宗教、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充满仪式感和神秘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庐陵先人在勤耕不辍的闲暇,注重教化。很多家庭会在厅堂设置“天地君亲师”牌位,把孔子作为供奉祭祀的对象,诗书传家、耕读为本的思想融入到人们的血脉之中。这种浓厚的“耕读”氛围,使得庐陵成为崇文重教的“江南望郡”。
8、手工业文化也叫工文化。庐陵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漆器、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明代螺钿器物里,以吉安生产的螺钿最为著名。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上有云:“螺钿漆器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俱是坚漆螺钿者……”,可见吉安在明朝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之一。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和永丰玉扣纸。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南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吉安的桐子青布闻名遐迩,销往全国各地。家国情怀浓厚的庐陵先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历来勤奋吃苦,充满智慧。倘若读书不成,他们希望子女能够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行走江湖,木匠、铁匠、篾匠、锡匠、窑工、制茶工等手艺人随处可见。师傅收徒按照严格的程序,行三叩九拜之礼。庐陵先人对“手艺”和“手艺人”的重视,不仅缘于生存的需要,更缘于对祖传“技艺”的守护。他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对所学技艺总是精益求精,匠心独运,成就一代代“鬼斧神工”。泰和县庐陵传统建筑(鹊巢宫)营造技艺、吉州窑木叶纹黑釉瓷制作技艺、遂川狗牯脑茶的制作工艺、峡江米粉的制作工艺、青原新圩木活字印刷技艺等无不体现了庐陵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其中吉州窑木叶天目、剪纸贴花技艺更是走遍天下,在世界各地均有藏品,令世人赞叹不已。“吉安老板一把伞,走到外省当老板”。庐陵先人没有安于现状,他们身怀绝技,放眼天下,总是处于奋进的状态之中,其绝技也得以走出吉安,走向世界,使得庐陵成为“艺”行天下的智慧之地。悠悠庐陵,千载历史。庐陵先人们敬祖尚德,崇文重教,坚守气节,追求卓越,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名人、英雄人物以及能工巧匠、绝技绝活,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情民俗,加上赣江这一黄金水道贯穿“吴头楚尾”的吉安,使得庐陵大地格外受世人关注,“文章节义”汇集成博大精深的庐陵文化,也成就了念兹在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9、商业文化,也称商文化。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通湖广。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江右商帮是庐陵当时商业的主力量。千里赣江,舟楫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县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赣江的便利,除了军用、客用,更主要还是货运。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赣江水运就很发达,吉安市作为赣江中游的航运码头,曾是货物集散地,这也刺激了吉安的造船业。宋朝就开始在吉安设立了由宦官监督的造船场,造船所需木材,主要从永新、遂川采买。赣江航运运走的是吉安的粮食、矿产、木材、茶叶、陶瓷、蓝能染料及柑桔水果等大量土特产品。到明、清时,每年8万余担大米也由赣江“运止于淮”,通过南北大运河,转运到京郊通州。新干界埠的战国粮仓规模不小,它紧挨赣江,是古代政治家或军事家利用赣江的物证;三国鼎立时,东吴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赣江的峡江河段操练水师。南北朝时,本是江苏人的陈霸先发迹于岭南,于公元551年6月,趁赣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巨石皆没”,亲率大军从赣州顺抵泰和,得到赣江沿岸豪强大族的响应支持,筹集军粮50万石。正是这种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枭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陈朝。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仓惶南逃,曾留宿峡江的江边小村。穷苦百姓们尽了良民的义务。因国难中的这份难得情份,她给小村赐名“暮膳”,至今仍为巴邱镇一个自然村。后来太后在万安皂口,今为造口,舍舟登陆,才没蒙受当俘虏的国耻。赣江保全了赵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江西提典刑狱任上,一次赴赣州经万安,对这段辛酸国史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赣州城里建有郁孤台,这一旅游资源应是从万安“借”去的。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民族英雄岳飞沿赣江而上去赣州,曾驻节伏魔寺,今新干县荷蒲中学内,还曾题诗于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恶魔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据说,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也曾驻军赣江之滨的新干县,该县神政桥乡的庄上村,古名“旌忠庄”,即韩、梁夫妇的庄园。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偏安的南宋已如秋风里的瑟瑟枯叶。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屡经失败后又从广东募集万余人马,沿赣江北上去临安(今杭州)勤王。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78年5月在岭南被俘。元军押他过了梅关上了囚船。他知道将要经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白鹭洲书院,感叹“青山重回首,故人无复见”,打定主意绝食而死,归葬故里,引至泰和江面时,留下了绝笔诗:“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后因顺流风急,不久便到吉安,并未饿死,才恢复进食,两年后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后期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攻打吉安,正值赣江水涨,他利用集结在余家河一带的商贩木排,顺江而下,虽无轴轳千里,却也浩浩荡荡,毫不费力地连下数县。现代,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以及中山先生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翻译张太雷一行也从广州出发,沿赣江北上,到达武汉国民政府就职,途中曾在万安、吉安逗留,与觉醒中的工农大众聚会见面,吉安民众曾有幸一睹“国母”宋庆龄的风采。赣江的云水波痕,樯橹风帆,两岸的青山碧树,沃野田畴,给了历代经赣水到吉安的文人雅士们多少清新的灵感!南宋时与陆游、杨万里齐名的范成大船过清江、三湖一带,见岸滩“桔园甚果多”,悠然吟诗:“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暑风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愁青霜。”一些受到政治迫害与打击的文人便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贬往广东惠州,在将要过滩急浪险的万安十八滩时,写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欢喜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达观如东坡,也有心寒孤泣时。7年后,宋徽宗继位他才蒙恩遇赦,北返路上,一路流连。船抵新干,迎接他们的知县是同窗好友张好古。当时新干县城内金川河上正在建一拱桥,张好古便请这位大手笔题名,苏东坡欣然挥笔,写下了“惠政桥”三字。这是诗人与故友共勉?还是诗人此时对朝廷赐恩感激的心声?为政者德,“惠政”应是通向民心的桥梁!历近千年风雨,惠政桥依然在向人们昭示这一真理。
10、孝道文化即庐陵家风文化。每个人一生,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总是巨大的,一个母亲是否有文化,是否品行端庄,是否教子有方,直接影响孩子一生。母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响孩子思想观念的形成。所以一个男人,若能娶一房好太太,便能“富”三代。当然,这里所说的“富”,并非一定指有钱,而是一个人的思想富,品德富,最终使自己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纵观历史上,那些有建树、有所出息的名人,大都深受其母亲思想之熏陶,从而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些母亲中,最为著名莫过于中国“四大贤母”,她们分别是: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就是这样四位伟大的母亲,她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她们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影响中华儿女一生,并成为学习的典范。历史上四大贤母:(1)孟母仉氏: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为儿子的教育选择好环境;(2)欧母郑氏:欧阳修之母,因欧阳修少时家贫,欧母则以荻画地,教他认字;(3)岳母姚氏:岳飞的母亲,精忠报国的典故为世人称颂;(4)陶母湛氏:陶侃的母亲,封坛退鲊,截发延宾,让儿子结交更好的朋友、懂得清廉。其中陶母湛氏、欧阳修之母郑氏皆出于吉安。湛氏三国时代243年出生于新干南市村,今金川镇,病逝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终年75岁,葬于今江西鄱阳县城东,现有陶母墓.陶侃因年幼丧父,家贫无所依托,湛氏只好携陶侃由鄱阳回外祖父家。陶母即以纺织谋生养子,供陶侃读书。湛氏家教严谨,教子惜阴读书,树建功立业之志,还以忠顺勤俭为美德熏陶其子。为此,小小陶侃总以清贫为乐,发愤进取,自幼伴母夜织而读书,闻鸡鸣而劳作。因此,陶侃读书万卷,精通兵法,被其父好友太守范逵荐为县令,直至任长吏、太尉、都督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为国为民,清正廉洁。欧阳修之母郑氏,四大贤母之一,欧阳修早岁丧父,母郑氏督教甚严,家贫无纸笔,尝以荻画地教子。后以"欧母"为称颂贤母之词。欧阳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刚4岁的欧阳修从庐陵(今江西永丰)来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以便孤儿寡妇能得到在随州的欧阳修叔父的些许照顾。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的妇女。她勇敢地挑起了持家和教养子女的重担。是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儿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们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并成为庐陵好家风文化的显著代表。
庐陵文化的名称,目前还不知是谁首创,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我对庐陵文化有比较确切的了解来自于中国文化名人、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会长董晋老先生,因我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自然与董老先生接触较多。2018年8月我们在一起探讨赣文化时,谈到庐陵文化,他跟我说,庐陵文化很早就有这样的表述,他比较正式得知这个名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家里碰到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一起提起谈到吉安的庐陵文化。他本来就对庐陵文化有所了解,后来更加关注了。怕老人家记忆有出入,为严谨我还专门查询核实了王书枫书记的履历,1977年8月至1983年6月王书记确实在吉安工作,历任江西省井冈山专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井冈山地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吉安地委书记,直至1983年6月提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庐陵文化提出以来,在吉安地区兴起了研究热潮。当时对于庐陵文化的表述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专家学者们各持己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争鸣局面。我认为这是好事,只有大家都来关心关注庐陵文化,不要说争论,就是争吵也是好事,只有不断地争论争吵庐陵文化,庐陵文化才会热起来火起来,才会不断发展完善提升。不管大家怎样说,怎么认为,吉安人民创造的内涵丰富的庐陵文化,是吉安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全体吉安人引以为豪的事。我们一定要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发展好。不过,在此我还想说的是,不仅只有吉安人才关心关注创造创新庐陵文化,还有很多外地来吉安为官为学经商谋生和中原南迁之人也为庐陵文化创造传承弘扬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庐陵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和他们所写的有关庐陵人和事的文章与著作,同样是庐陵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千万不能忽略了,我们要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庐陵文化的内涵,找出庐陵文化的运行规律,才能使庐陵文化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更快更好地繁荣兴盛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吉安新文化服务。
(四)庐陵文化的区域
庐陵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有其区域性,我们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她,首先必须搞清其涵盖区域及辐射范围。我看了很多庐陵文化的文章,大都没有涉及或者说没有细述这个问题,给人们了解她带来了一些困惑与阻碍,在推介宣传过程中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说误解误会。就庐陵文化区域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我,我还听到一些争议争吵。文化这个东西最具争议,文人相轻在这方面有时表现尤为突出。文化方面的争议经常出现或说比较大的方面就是文化名人的归属和文化覆盖区域与内涵观点及渊源。庐陵文化除了与浔阳文化区域不交接外(但在秦汉时庐陵曾归属九江郡,也有关联),与豫章文化、临川文化、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都有或多或少交叉交接,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碰撞,甚至摩擦,这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同时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也产生了一些变更,加之古今不一。再一个把区域搞清,会使这个文化的脉络更清晰,走势更清楚,内涵更清明,更便于人们研究、理解、传承和弘扬。所以我一直认为要透彻研究了解一个区域文化,搞清它涵盖区域辐射范围有价值也有必要。
江西传统文化简称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其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内涵丰富、区域分明、层次清楚、脉络清晰的网络。从区域来说包涵了豫章文化、浔阳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等。庐陵文化是其一个重要的分支。庐陵文化是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所属的十三县(区)及周边市区的区域性文化。
吉安市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古有: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南宋爱国名臣胡铨、《永乐大典》主纂解缙、宋代大文豪杨万里,今有:国家原副主席曾庆红、国务院原副总理余秋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康克清与王恩茂、中国著名数学家王梓坤、中国探月首席科学家(“嫦娥之父”)欧阳自远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伟人和知名学者先后孕育或诞生在这里。庐陵文化福地也是当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祖籍地。为便于了解庐陵文化,下面我将庐陵文化所属地吉安市的历史变迁作个简要介绍。
庐陵文化所在地吉安市,是江西省的地级市,古称庐陵、吉州。元初,取“吉泰民安”之意改称“吉安”,也有说是取吉阳、安成首字合称为吉安。吉安位于江西省中西部,是举世闻名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所在地。2000年5月撤地设市,现辖2区10县1市,即吉州区、青原区,吉安县、新干县、永丰县、峡江县、吉水县、泰和县、万安县、遂川县、安福县、永新县,井冈山市,面积2.53万平方公里,截止到2021年底末户籍人口总数538万。先后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兴贸创新城市、全国新型工业化(电子信息)产业示范基地城市、外商投资最佳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江西省首届生态宜居城市等荣誉称号。吉安市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之一,也是赣文化发源地之一,地处赣江中游,地势上,属罗霄山脉中段,扼湖南、江西两省咽喉通道。东邻抚州市的崇仁县、乐安县及赣州市的宁都县、兴国县,南连赣州市的赣县区、南康区、上犹县,西接湖南省的桂东县、炎陵县、茶陵县,北与宜春市的丰城市、樟树市及新余市、萍乡市接壤。其历史沿革如下。
夏、商两代,属于扬州西境,干越。周代,属吴、越、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置庐陵县,属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六安市寿春县城关镇)。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秦亡,楚、汉争霸时,英布为九江王,庐陵县属九江王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颍阴侯灌婴渡江平定楚地后,析九江郡地,设立豫章郡(郡治在今南昌),郡领18县,庐陵县属豫章郡。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豫章郡为九江郡(郡治仍在今南昌),改庐陵县为桓亭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桓亭县复名庐陵县。东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析豫章郡地始设庐陵郡,庐陵县改名西昌县,县属庐陵郡(郡、县同治)。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分豫章郡置庐陵郡,郡治在今泰和县城西北15千米处,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旧城10县。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郡治迁西昌县治(今泰和县城西1.5千米)。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庐陵郡治迁石阳城(今吉水县城东北8千米处)。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伦迁建郡城于今吉安市区孔家湾附近。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庐陵郡改为吉州,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赵公塘一带。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吉州复改为庐陵郡,统庐陵、泰和、安复、新淦4县。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再改庐陵郡为吉州,领庐陵、太和、安福、新淦、永新5县。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吉州为庐陵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庐陵为吉州。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置吉州庐陵郡军事。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1162年,吉州庐陵郡领庐陵、吉水、安福、太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8县。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废吉州军事,置吉州路总管府,领庐陵等8县;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辖吉水、安福、太和、永新四州、五县,取吉水、安福两州各一字命名为吉安路,寓“吉泰民安”之意,“吉安市”之名自此始。至顺年间,公元1330年—1333年,析永新地设永宁县。明太祖壬寅年,公元1362年,废吉安路,置吉安府,领庐陵、太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二年,公元1369年,太和改为泰和,吉安府领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清初沿明制,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析永新、安福地置莲花厅,吉安府辖9县1厅,直到清末。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吉安府,莲花改厅为县,各县直属江西省;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置庐陵道于宜春,龙泉、永宁、庐陵三县分别改名为遂川、宁冈、吉安市县,庐陵道共辖赣西萍乡、宜春、分宜、新喻、清江、万载、宜丰、上高、高安、莲花、安福、永丰、宁冈、永新、泰和、万安、吉安市、吉水、遂川、峡江、新淦21县;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庐陵道迁至吉安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废庐陵道,各县直属江西省;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置第九行政区公署于吉安市,辖永丰、万安、吉水、泰和、峡江、吉安市6县;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改第九行政区为第三行政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吉安市,辖永丰、安福、万安、吉水、泰和、峡江、吉安市、宁冈、遂川、莲花、永新11县。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6月30日,成立吉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7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八军解放吉安城,7月28日,析吉安县石阳镇及近郊建吉安市;9月,吉安分区改为吉安专区,辖1市11县。1952年,南昌专区的新淦县划入吉安专区。1953年元月,吉安市改为吉安镇;12月16日,复名吉安市。1954年,吉安市改为省直辖。1957年,新淦改为新干。1958年,吉安市划为吉安专署领导。1959年1月1日,撤宁冈县并入永新县;7月1日,宁冈县从永新县析出,以宁冈县原行政区域(划出潮江公社对换永新的拿山公社)为主,加上遂川县的井冈山乡,成立井冈山管理局,归省直辖;11月17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并于1960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宁冈县建置,与井冈山管理局合署办公;1961年12月6日,宁冈县与井冈山管理局分治,宁冈县属吉安专区;1968年5月,改吉安专区为井冈山地区,井冈山管理局改称“井冈山革命委员会”并划归井冈山地区管辖;1978年,恢复省辖管理局;1979年,井冈山地区改名为吉安地区;1981年10月,设立井冈山县,隶属吉安行署;1982年12月,建立井冈山市。1992年,莲花县划入萍乡市。2000年5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吉安地区,成立地级吉安市,同时撤销宁冈县并入井冈山市;8月18日,正式挂牌成立吉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撤县级吉安市,成立吉州区和青原区。并将宁冈县与井冈山市合并,组建新的县级井冈山市,直隶江西省,吉安市代管。
以上就是吉安市区划归属的前生今世,文化是有渊源的,也是有区域的,我们要研究或知晓一个地方文化要从区域上了解,从源头上把握。有了对吉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变迁全过程的了解,我们对庐陵文化的区域范围和沿袭历史与发展脉络就会更清楚明白,一些争议与误解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五)庐陵文化的特色
庐陵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依托赣中的自然人文条件,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特点、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庐陵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义重意远。传说起源于七千多年前,考证距今五千年左右,记载有三千多年。在当今的区域文化中并不多见。庐陵秦时建县已有两千多年,东汉末年设郡也有一千多年。实际上,它的文化渊源要比它的名字更为古老久远。吉安市青原区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经考古部门和有关专家考证,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吉安市永丰县尹家坪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距今也有三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庐陵文化属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范围。秦、汉以后,经东吴、两晋、隋、唐、五代,发展到宋、明、庐陵文化便进入鼎盛时期。在现代演进为井冈山文化,上升为井冈山精神。现在的吉安文化,就是在古老的庐陵文化和革命的井冈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崭新的、富有浓厚赣中地方色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2、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庐陵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囊括古今,文史哲理,人文景观,尽在其中。2200多年的沧桑岁月,使庐陵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独具特色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是古代庐陵人和从外而来庐陵为学为官为商者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枝绚丽之花一颗璀璨明珠。庐陵文化内容涵盖赣派建筑、名人、科举、书院、青铜、陶瓷、文学、哲学、礼教、农耕、手工业、禅宗、江右心学、江右商帮、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移民迁徙、红色文化,饮食及民俗文化等诸方面。庐陵文化培养熏陶出了一大批有见识有水平的理论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指引着庐陵文化前进的方向。特别是文天祥的“法天不息”的政治思想,罗钦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何心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文学思想,欧阳守道的教育思想,周枕的经济改革思想,七祖禅师行思的“顿悟”禅法,等等,这些思想理论学说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思想对我国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精华。庐陵历代名人辈出,正是这些博大精深思想哺育的结果。
3、崇文重教秉公守正。崇文重教是庐陵文化历来的优良传统。古书云:庐陵地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就连山间茅屋也可以听到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政府和民间都重视教育,大兴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自唐代至清代,吉安地区先后创建的书院学馆,有文献记载的共269所,是江西的四分之一。明朝时期,全江西约有书院1000所,吉安有170多所,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由吉州知州江万里创办的白鹭洲书院,理学之风著于海内,先贤名人享誉天下,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皆出其门,成为与白鹿洞、鹅湖、豫章齐名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官学兴盛的同时,民间开办书院、私塾之风更甚。创办于唐会昌年间的吉水皇寮书院,不仅是江西最早的书院,也是我国私人最早创建的一所书院;唐乾符年间解世隆创办的庐陵吉水登东书院、后唐时罗韬创办泰和匡山书院、开宝二年刘玉创办的庐陵县光禄书院,皆为地方官绅或当地名儒创办,乃至民间私塾则是凡村有塾,大村子甚至有多个私塾,总数不可计量,成为一方文风和教风的兴盛之地。庐陵书院官学私塾培养的人才大都德才兼备,秉公守正,坚守气节,遵循公理,主持公道,恪守公平,从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受到当时官府和社会的广泛好评。秉公守正坚守气节就是心中始终坚持坚守正确正义正气的德行气节,保持自己的骨气和品行,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这些书院、私塾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如文天祥、杨万里等,他们胸怀为国为民的理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忠勇节义、良知践行,不管在哪里做官为学,都秉公守正,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一心为民,所做的一切也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这些书院、私塾为中华民族培育出了一流的人才、造就了许多一流的著作,对我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4、文章节义忠诚报国。文章节义是中华文化的表征,江西教育发达,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有“家孔孟而人阳明”之誉,两宋时期,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庐陵自古以来就是文章节义之邦,从欧阳修开始,代代讲节义,人人学诗文。重节操,擅文章,便成为庐陵的社会风尚。我们看到:在民族危难之际,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庐陵人以挽救社稷为己任,舍家为国,献身为民,忠烈之气贯九天;在和平时期,庐陵人则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时弊,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铮铮铁骨响当当。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庐陵文化的灵魂;文章节义并重是庐陵名士的主体形象。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爱人民,是庐陵人的最宝贵传统,是庐陵文化的最显著特色。这点在庐陵“五忠一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宋代的“五忠一节”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历史名臣周必大和文坛泰斗欧阳修,都忠于国家、善做文章,很有才学,谥号都称“文忠”;抗金名臣杨邦乂称“忠襄”;铁骨铮铮的胡铨称“忠简”;诗文俱佳的杨万里保持高尚节操,封为“文节”。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庐陵人邓剡,系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词作家,第一个为文天祥作传的人,他与文天祥、刘辰翁是白鹭洲书院的同学,他曾说:“故平居则直道事人,临难则以身殉国,学州之口丞相之所为也。慨夫世之人,家累千金,田连阡陌,弃子弟而不教者多矣。”庐陵儿女尊崇爱国、报国的文化和精神,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把个人的一切与祖国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体力行扛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旗帜,涌现诸如“五忠一节”一批忠义报国的庐陵先贤,书写了忠诚报国的“庐陵篇章”。在积贫积弱的社会背景下,庐陵人民坚持原则和真理。“阁外莫陈胡骑动,花开正要舞山香。”文天祥在蒙古人入侵的背景下,毁家纾难,勇赴国难,宁死不屈,成为庐陵文化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文天祥的忠义之德激励了无数后人立志行仁,其杀身成仁之举更是成为了庐陵文化历史上的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使庐陵后人承袭了节义与正气的荫泽。其背后的“五忠一节”的正气亦颇为豪壮,如杨邦乂抗金血战至死,胡铨戮力抗金成为爱国名臣,杨万里关心民瘼、矢志报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庐陵先贤,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始终坚守气节,忠诚报国,逐渐蔚然成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庐陵人。跨越时空,忠诚报国的行为特质成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无数庐陵儿女为了民族大义,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勇于牺牲,以生死之躯护卫“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5、讲究孝道注重家教。家教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庐陵人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久而久之就衍生出许多良好的家风家训,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扬,家庭美德、良好家风根植于庐陵大地。欧母画荻教子,杨万里训儿有方,陶母育子成才,文仪教子报国,刘髦撰箴言警儿孙,龙自修遗留经书给后人,等等,这些历史典故都是庐陵文化家教家风的真实写照。还有寻常人家忠厚处世、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都有真实记载。如《诚斋文节公家训》中杨万里提出“忠、孝、勤、俭”,《慈训录》中杨士奇母亲的谆谆教诲“但贫贱入富贵,非读书未易得也”等等,包括古时乡贤祠堂、学宫书院的楹联牌匾,大多写着“读书以明理,治学须为用”“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子孙读与耕 ”“入则孝,出则悌”等传世家训。这些家风家训,不仅引导着人们见贤思齐、向善向上,还增加了庐陵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同时又赋予了庐陵家风新的时代内涵。十分可贵的是,井冈山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的内容有机融入家庭文化,使之接续传递,重塑庐陵家风,并以优良的家风塑造社会文明新风气。
6、自强不息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体现在每个有作为庐陵文化人身上,也贯穿庐陵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庐陵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诗人、专家学者、能工巧匠。他们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泰和曾安止,为了研究不被古时读书人重视的农学,竟把官辞掉,决意和泥巴打交道,与农民交朋友,历尽艰辛,终于写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苏轼路过庐陵看了此书,大为称赞,并赋了一首《秧马歌》赠之。曾安止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及苏轼对农业科学的期望,又激励着曾氏后代继续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一百多年后,曾安止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终于实现了曾祖父的遗望,完成了《农器谱》一书的撰写工作。当时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读了曾之谨寄赠的《禾谱》与《农器谱》二书,欣喜异常,立即作诗一首回赠。他在诗中说:我今八十归抱来,两编入手喜莫涯。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庐陵人在干事创业的奋斗发展过程中,非常团结,相互帮助,彼此鼓励。团结拼搏是庐陵人境界高远、心性宽宏高雅的具体体现。千百年来庐陵人受崇文重教、坚守气节优良传统的熏陶感染,乡里乡亲在生活生产、学习成才、为官处世等方面都信息互通,有无互补,相互帮助,彼此鼓励,产生了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推进、抱团发展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团结拼搏、比学赶帮、境界高远的优秀地域文化。庐陵文化团结拼搏的行为和境界高远的思想产生的积极效果,主要表现为庐陵人才涌现、人文鼎盛,呈现出“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满朝文武半吉安”的人文盛况,庐陵士子连科中榜,累占鳌头,创造了科举史上的辉煌奇绩。历史上庐陵曾多次出现“一门三进士”“一门四进士”“一门五进士”的现象。如,南唐升元三年,吉水解稷谟、解醇谟、解益谟三兄弟同中进士;保大三年,又有解契谟、解皋谟、解圩谟三兄弟同中进士;明代嘉靖二年,吉水曾存仁与曾同亨、曾乾亨父子三人同中进士;康熙九年,吉水人李鹤鸣、李次莲、李振裕三兄弟同年中第;仁宗景祐元年,吉水人董诛、董思德、董思道、董订、董仪等父子兄弟叔侄五人同中进士。科举“团体N连冠”也是庐陵独有的科举奇绩。明建文二年庚辰科状元、探花、榜眼均为庐陵人,永乐二年甲申科殿试前七名均为庐陵人。据史学家周銮书先生考证,连续两届获进士前三名“团体冠军”的州府,除吉安外绝无仅有。正是由于庐陵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加之,家族、乡邻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形成和衷共济、团结拼搏、彼此给力、共同发展的浓厚氛围,成就了庐陵各行各业人才辈出和科举人才抱团涌现的辉煌。
7 、淳朴务实执礼恤民。庐陵人的乡土意识、淳朴务实和进取精神素为世人所称道。他们读书求知,知书达礼,为人处世,以礼相待。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一讲到国家与国家、地方与地方、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都会讲到礼仪,而礼仪在为人处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处理我们跟祖先的关系,怎么处理宗族的问题和与家人、友人、族人如何相处。庐陵文化由于受到周族礼教的浸润熏陶有一整套礼制,读书人都能做到执礼,在庐陵,从唐末到宋代可以找到整套的礼制。我们通过研究庐陵文化,可以发现它既是中国很多原生文化的样本,又是中国千年整体史的倒映与呈现。从宗族、祠堂、家谱、碑刻这些物证考证,可以窥见这些礼制对整体社会与历史的影响。庐陵文化孕育了不少英才,他们无论在何处何职位都很淳朴务实,知书达礼,体恤百姓,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实事干好事,最典型的是待民似亲的杨万里,爱民如子周忱,闻名江浙农村,至今有纪念他的生祠。不管在哪里做官,都能礼贤下士,以礼相待黎民百姓,始终把百姓装在心中,关心百姓冷暖疾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
8、虚怀开放兼容并蓄。庐陵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能保持繁荣兴盛的景象,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始终保持一种虚怀开放兼容并蓄的状态。庐陵人善于吸收,勇于创造。新干青铜器就是学习了中原文化的先进铸造工艺,展示出赣江流域的地方特色。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几次大迁徙和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庐陵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特色,它包括人文以”五忠一节“为代表,书院文化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大量吸收了各方面的养料,青铜文化以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代表,陶瓷文化以吉州窑为代表,佛教文化以青原山净居寺为代表,道教文化以玉笥山、武功山道观为代表,灯彩文化以固江鲤鱼灯为代表,舞蹈文化以永新盾牌舞为代表,戏剧文化以吉水三角班为代表,药材文化以新干商洲枳壳为代表,食品文化以玉版笋为代表和茶文化以万安神潭茶和遂川狗牯脑为代表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群体既互相撞碰,又互相融合,构成了庐陵文化兼收并容、百花争艳的格局。
9、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在开放开明的格局下,庐陵文化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切从自身的环境条件出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庐陵文化有着宽广的胸襟,格局境界高远,从来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是天下之利为利,始终立足吉安,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庐陵先人立志“求天下之功名,做天下之大官”,他们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入阁拜相,成为辅佐君主的国倚重臣。据史料记载,历代庐陵籍的宰相共22人。北宋贤相刘沆,南宋宰相周必大,状元宰相文天祥,明朝“四朝元老”、内阁首辅杨士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现如今的庐陵人,也正在以世界的眼光谋划自己美好的未来。他们不立志做大官,而是应立志做大事、做实事,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脚踏实地,始终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著天下之大作,谋天下之宏利。“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庐陵先贤之所以能做天下大官,在于能够把握天下标准,做天下一流文章。唐宋八大家之一、庐陵文化的先驱欧阳修,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诚斋体创始人杨万里,南宋民族英雄、杰出诗人、文学家文天祥,台阁体诗派创始人杨士奇,明朝大学士、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纂修解缙等人,他们既是治国安邦的宰辅栋梁,又是久负盛名的饱学鸿儒,留下了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和耀古烁今的丰硕著述,《四库全书》所收录庐陵人士的文学作品有3850卷之多。谋天下之大利。自古流传“自江而南,吉为富州”,粮食产量是衡量古代社会经济兴衰的重要标准之一。北宋时京城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每年漕粮600万石左右,江西占120万石,吉州40万石,占江西的三分之一;南宋偏安,江西更是重要的产粮区,年供200万石左右,吉州就要提供60万石以上。宋明两代,庐陵逐渐成为物资集散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心,吉州城江边的码头舟楫云集、千帆竞发。商贸发达带动造船业的兴起,宋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造船2916艘,吉州造525艘,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漕运的兴盛极大地方便了瓷器外运,带动吉州陶瓷俏走世界,远销国外,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10、追求卓越勇创一流。追求卓越勇创一流就是精益求精永攀高峰,在各行各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吉安很多书院、祠堂都写有“魁”字,勇于夺魁、追求一流的观念深入人心。千百年来,追求一流的庐陵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成为一流的人才。从唐宋至明清,古庐陵科举进士3007名,状元、榜眼、探花54位(状元17位),在地市一级位居全国前列。在过去体制下,科举往往成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学而优则仕。吉安历史上有宰相22名,各朝六部尚书、明代都御史、布政使等省部级主官145名,曾经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的历史盛事,特别在明代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说。产生了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胡铨、刘辰翁、解缙、周必大、杨士奇、罗钦顺、罗洪先等一批批名垂千古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追求写就一流的著作。一流的人才方能写就一流的著作。自南北朝至清代,吉安有编撰者2577人,著述共计5717种。大文豪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创作了《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精品散文,编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为水稻生产作出系统总结。明代吉水人解缙主编了《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大英百科全书》早300多年,为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积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文明成果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追求创造一流的产品。丰饶的土地遇到智慧的庐陵人,从这里创造出来的产品注定与众不同。宋代吉州窑享誉全国,木叶贴花瓷被奉为绝品,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吉州窑凤首瓷被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几件吉州窑瓷器也被当作国宝。北宋永丰人曾民瞻发明的晷漏计时器,比欧洲人发明的钟表要早三百多年。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进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我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编绘了我国首部分省地图集《广舆图》,并首创多种图例。明清之交遂川郭维经父女木材材积计量法“龙泉码”,为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积码表。这些先贤的发明创造代表了我国古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今时代,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不断发展,追求一流有了新的内涵,已演化为追求创新创业的一流业绩、能力素质的一流水平。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庐陵文化的特征是有“三味”和“三气”,三味是:山水、诗文及器物;三气是:“浩然正气”、 “天地雅气”及 “草根灵气”。三味在品,一品庐陵山水,如品绿茶,品出一份淡雅幽香之味。庐陵文化在井冈山、青原山、武功山及赣江中经数千年孕育而成。二品庐陵诗文,如品山泉,品出一份清新甘甜之味。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北朝至清代,今吉安范围内,史料记载的编撰者有2577人,著述共计5717种;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吉安人著述385种,7175卷。三品庐陵器物,如品老酒,品出一份邃远醇厚之味。吉州窑,宋时与定窑、钧窑、建窑等窑场齐名;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75件青铜器。陶瓷青铜,是庐陵最古老的器物,承载、诉说、传承着庐陵文明。庐陵文化三气,一是庐陵先贤有“浩然正气”。文天祥、胡铨、罗洪先、杨万里等先贤都用行动证明了,忠贞爱国、刚正不屈的精神是庐陵正气之魂。二是庐陵古村有“天地雅气”。钓源的水塘、渼陂的古街、燕坊的牌坊、陂下的古祠堂和卢家洲的斜塔,都寄予了最古朴的乡愁。众多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或中国传统村落,都彰显着庐陵之雅。三是庐陵民俗有“草根灵气”。永新盾牌舞、永新小鼓、吉安县鲤鱼灯、吉州窑木叶纹黑釉瓷烧制技艺、吉安中秋烧塔、解缙故事、井冈山全堂狮灯、新干剪纸、东固传统造像等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是庐陵民俗的明珠。
庐陵文化还有“三种乡愁”: 采茶调、童谣及山歌。采茶调是庐陵本土最鲜活最流行最有生命力的音乐表现形式。它的雏形是三角班,即由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角色组成的班底。其内容丰富、曲调朴实、旋律婉转、唱腔通俗,表演载歌载舞,极具特色的矮子步、拐子步、裙子功、扇子功等花样迭出,扣人心弦。童谣,是每个庐陵人儿时,听父母吟唱的,那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曲子。山歌,畲乡红歌和客家山歌都是庐陵本土的民歌。主要是在劳动中创作的描绘日常生活场面和男女爱情故事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的歌曲。
正是由于文化的繁荣兴盛,造就了:一个个家族的兴盛,一个个村子的兴盛,一个个会馆、书院、商埠的兴盛,一个个区县的兴盛。如此吉安有了规模宏大的陶瓷基地,有了鳞次栉比的商馆旅肆,也有了浩浩集聚的运输船队,还有知书达理懂礼节百姓群众。反过来这又铸就了一个更为庞大而有活力的文化体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派文化体系的形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由很多人、很多事件、很多的作为、很多的成就、很多影响所一点点构筑起来的。
(六)庐陵文化的兴衰。
文化有盛必有衰,兴衰交替是发展规律,但兴衰并非偶然,必有其内外在缘由。总结找出其兴衰规律与缘由,对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趋势与规律走向,避免文化发展过程的非正常起起落落,使之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大有裨益。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庐陵文化和抚州的临川文化为代表,而庐陵文化又胜临川文化一筹。所谓庐陵文化,用一位学者的话通俗说就是: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以科举为例,吉安地区的考取进士数居全国州府之首,状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苏州。但自清朝始,庐陵文化开始走向衰落。无论繁荣还是衰败都有其内外在原因。
1、庐陵文化兴盛的原因
庐陵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庐陵文化为何能成为全国有影响,江西有地位的区域文化?庐陵文化在宋明时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给吉安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历史上共有三次大的南迁:一次是西晋的永嘉之乱;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宋代的靖康之难。一个地域的文化在这种大迁移大融合中通过资源整合配置,比较容易转化为文化盛势,比如中原人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同吉安所在的庐陵文化的融合,大批的聪明的学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庐陵地区得以崭露头角,因为中原地区毕竟是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史实证明,科举考试中中原的进士所占比例甚少,大都出现在了江南的广大地区,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人才流失的结果。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安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二是尊师重教。庐陵有个非常好风尚就是尊师重教,按照天地君亲师来尊奉老师,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也很看重,讲学求学都是光荣的事。而常年发生战乱的中原,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长久的、安定的教育环境。那么,来到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大量的学馆、书院开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互为影响的氛围。
三是奖励读书成才。吉安对中举之人和家庭都会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给钱给粮给物,他们对读书人的奖励有一整套的方式。如,在村上树一排旗杆石,一旦有学子高就,就会为他竖起一面旗子在祠堂之前。这样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庐陵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及自己的前途,面对破壁苦读十年,追求那种:“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的境界。一千三百多年的时光中,仅进士就有三千多,两百多所学馆为国家所培养的栋梁之才又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我想,这或许就是庐陵文化的最坚实的部分。
四是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吉安的经济发展。在东晋时期,北方有五胡乱华,唐代中后北方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方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很少。所以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赶上并且超过北方,因此进入宋代后,吉安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崛起。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五是岭南通道的开掘促进了吉安与南北方的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自唐代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连接起来,从此天堑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六是书院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至今仍然完好的吉安二十多个古村里,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大小不等的书院和学馆,比如吉州区的钓源村,就有学馆五处,吉水县的谷村竟然有十二座书馆。可想而知,在每一个学馆里,读书的学子会是多么大的一个队伍。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
2、庐陵文化衰退的原因
庐陵文化曾在中华文明史册中辉煌千年,以宋明两代为盛。可是进入清代,逐步失去光辉,落后于文化发达地区。全国一流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极少,在政治舞台上也少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教育只有淡淡的余晖。蓦然回首,不由让人产生几分失落和哀怨。文化的兴衰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密切相关。进入清代,庐陵文化慢慢衰退,到了民国以后,更是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下滑,但庐陵文化下滑的速度却似乎更快。曾闪现过光彩夺目的庐陵文化,为什么没有保持宋明时期强劲的势头反而失去光彩?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战乱。太平军与革命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流失,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都不安定,自然难以稳定,没有安静稳定的环境是很难沉下心来进行学习研究的。清军入关,接着侵占大江南北,富有反抗异族入侵传统的江西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义旗。吉水状元刘同升受南明政权的委任,同清江人杨廷鳞一道募兵勤王。在赣州起兵,率师沿赣江而下,收复吉安、临江等地,抗清烽火在赣中大地燃烧,吉安人民纷纷加入义军。后来军事失利,义军退守赣州后失败。清朝统治者对不甘屈服的吉安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乎逢城必屠,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化怎能发展?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吴三桂为首的滇、闽、粤叛军打出复明的幌子欺骗人民,称为“三藩之乱”。叛军与官军在吉安争夺战长达6年,吉安府曾被叛军占领。朝廷派强兵平定,割断赣粤交通,赣中萧条。《西江志》云:“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什倍他省。”号称粮仓的赣中竟征粮困难。后来,清咸丰年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吉安数县百姓聚众起义与官军血战。石达开率数万军队连克永新、安福等县后攻吉安,与清军急战,占领吉安城,不久又失守。前后8年双方展开拉锯战,每年都有大的战事,不少古建筑古村落遭到摧毁。号称“小南京”的吉州区钓源村,一条150多家商铺两里多长的街道被烧毁,只残存街后一间钱庄。吉安人民又一次长时间地在战乱中艰难地度日。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测算,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西人口大约损失了一半。在人口即是生产力的年代,这是致命的打击。曾国藩打太平军时,江西是军费主要征收地。后来清廷筹集各种军饷,强令士绅捐输,江西又是负担最重的地区,吉安自然深受其害。这些都必定制约文化的发展。清王朝对反抗情绪强烈的区域,特别加强了军事和经济管制。
二是交通地位变化,从开放转入封闭。吉安的繁荣得益于黄金水道赣江水道的开通,思想、物资、信息、技术之流南来北往,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清代中叶开始,我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随着开放海禁、上海开埠和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内外商货流通改道长江。千年来连接北方与岭南的赣江水道及大庾岭商路日趋衰落,处于赣江中枢地位的吉安陡然失落,从经济干道变成商路死角。“向之冲途,今为迂道。”吉安成为远离中心的偏僻之地,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后来随着京广铁路的修建,赣江的交通地位再次下降,庐陵地区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变成了三面高山阻塞之地。
三是信息不通。交通的闭塞,使得外面的信息思想,特别是近代的先进理念和民主科学思想无法或说很少进来,因当时物质思想的传递,主要是从岭南一带向沿海和铁路干线推进到北方,吉安难以接到,也无法吸纳。这正好与宋明时期直接接受北方先进文化的现象相反,近代的吉安无可奈何地处于封闭被动的境地。当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时候,当维新改革的潮流涌动的时候,当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当中西文化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当科举制度废除后,吉安士民却还基本徘徊于原先的封建体系之中,吉安人几乎成了井中之蛙,所闻所见有限。
四是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外面先进的思想理念传送不到偏僻的吉安,人们的思想观念无法更新,依然停留在唐宋时期。吉安人思想落伍,观念陈旧,难以适应已开始转型的社会,走向衰落是自然和必然的。
五是清政府大兴文字狱,钳制人们的思想。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乡绅文人,无意仕途,退隐乡间。有的文人对前途无望,逃避现实,遁入空门。虽然仍有不少庐陵学子科举入仕,但大都是谨小慎微,奉上事官,难以发挥才智,无法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吉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
六是无法培养适应新形势人才。国门打开,特别是开放海禁开通对外商埠后,中国社会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洋务、海防、路矿、制造所需的新式人才,吉安无法或说难以培养,有的英才只好流向外地。
七是不能正确直面新的形势。面对新的形势,吉安人没有与时俱进,全面科学认识认清形势。因相对于新的思想观念而言,吉安曾是心学大本营和禅宗胜地,崇尚“心性”和“无物、无欲”,一方面沉浸在已往的优越自豪感里,不欢迎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又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创新的朝气,思想日趋保守、僵化,甚至走向堕落。吉安的祠堂多、牌坊多,人们喜欢炫耀着家族的辉煌,将人心禁锢在传统道德的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在陈旧的封建传统思想束缚下,使庐陵文化在近代走向衰退。虽然庐陵文化在清代后逐渐衰落,但是文化之脉不会中断,依然在吉安人血液里流传。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出现和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吉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摇篮,庐陵文化开始显露出红色文化光辉,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代进步,不断吸收新的营养,充实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气派和光彩,正在迈向新的更大的辉煌。
吉安这块2.5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演绎过波澜壮阔的革命风云,书写了章章雄浑厚重的文化史诗。庐陵文化,就是这部史诗的总称。
二、为什么宣传推介庐陵文化
庐陵文化自身价值意义与地位影响决定其值得宣传,而且有必要宣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知名媒体人,我认为宣传推介庐陵文化是我和同事同行们的职责所在。同时,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爱好者,宣传推介庐陵文化是情之所至意之使然,更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另外,庐陵文化开放包容,特色鲜明,内容完美,形式高雅,欠缺在宣传造势上,我觉得我有必要弥补这个美中不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品味享受庐陵文化大餐。
一个文化是否值得宣传推介,取决于其地位影响、内涵价值意义及其代表人物的作为与奉献。庐陵文化其内涵圆满丰富博大精深,其地位有目共睹非同凡响明显而突出,其价值如同连城之璧宝贵重要而深刻,其影响光古耀今辉煌神州广泛而深远,其代表人物举足轻重非同一般不可小觑。
(一)庐陵文化的地位影响
庐陵文化的地位影响非同一般,其在青铜、农耕、科举、书院、陶瓷、科技、文学等方面的贡献,更是闻名全国,享誉世界。庐陵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有时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吉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高,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无有能替不可或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庐陵文化是江西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赣文化三大支柱之一,尤其是科举文风上,吉安地位更是冠绝全国,曾有“庐陵半苏州”之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是对吉安的小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中,全国共录取进士九万八千名,仅江西就占了一万一千名,这一万一千名中,庐陵一地就近三千名。三千名进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了不得的或说是不可以思议的,当时古代文化极为发达的苏州,才有一千七百多名,浙江绍兴也不过两千二百多名。庐陵常有“一门三进士,五里两状元”的奇谈,明代建文二年的科考,进士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全被吉安人拿下,下届的科考前七名也被吉安人囊括,创造了科举史上的神话。由于吉安出的进士多,步入政坛的自然也就多,仅宋明两代担任相当于今天副国家级的就有十六七位,部长级人物更是数以百计。历数名垂史册的吉安名人,吉安人总是会说出一串名字,比如文坛宗师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诗人杨万里,忠烈名臣胡铨,名相周必大,《永乐大典》主编解缙……由于庐陵的名声远播,所以很多人以庐陵人自居为荣,像欧阳修,就在他的《醉翁亭记》中称自己是“庐陵欧阳修”。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吉安是块风水宝地,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全宋词》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占12.5%,居全国第二,而吉安有52人,占全国的3.7%。《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其中吉安10余人。由此可见,吉安不可等闲视之。
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到底有多高、声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还可从下列“之最和唯一”中找到答案。
1、吉安市青原区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 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 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为江南最早人类制器种植稻谷的文明发现。
2、永丰县尹家坪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考证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为江西最早。
3、新干县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其中的青铜大钺为至今全国出土同类青铜器中最大的一只,青铜犁和镰也属首次发现。该暮的考古发现震动世界,改写了中国文明史。
4、吉安县永和吉州窑遗址24处,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古名窑遗址,遗存24个窑包。流传至今的吉州窑产品十分珍贵,英国收藏的凤首瓷瓶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收藏的几件瓷器被当作国宝。吉州窑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说法。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5、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的《禾谱》,记载了50多种水稻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
6、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迸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中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
7、曾安止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实现其曾祖父的遗望,完成了《农器谱》一书的撰写工作,为全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农器方面的专著。当时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读了曾之谨寄赠的《禾谱》与《农器谱》二书,欣喜异常,立即作诗一首回赠。他在诗中说:我今八十归抱来,两编入手喜莫涯。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
8、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册分省地图集。
9、南宋宰相、吉安县人周必大退休回乡后,主持刻印了大型类书《文苑英华》1卷,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资料得以流传,创中国私人雕版印刷图书之最。
10、吉水解晋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辑人图书七八千种,分装1万多册,共3.7亿多字,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书。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吉安学者有34人。
11、唐代贞观年间刘庆霖创办的吉水皇寮书院,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创建的书院。
12、庐陵郡城的白鹭洲书院,是江西全省三大书院之一,曾一次考取47名进士。庐陵地区共考取进士近3000名,就一个州、府而言,为全国之最。
13、禅宗七祖行思(神秀的弟子,也可称为南禅二祖)开创的青原派系,繁衍迅速,禅宗所称的5宗7家,青原派系占了3宗,是信徒多、传布最广的宗派。
14、被道家定位36冬天72福地的玉笥山也有众多高人在此修行。
15、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16、《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
随着纵挖深掘,答案显而易见,从中我们发现吉安真的不简单,非常地了不起,这些辉煌让人惊叹惊奇,更让人景仰景慕。
庐陵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创造了光辉的陶瓷文化。我们知道,陶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亚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庐陵先民就会烧制原始陶器。到了宋代,吉州窑生产的瓷器更是饮誉全国。特别是木叶贴花瓷,被人们称为绝品。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吉州窑凤首瓷被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几件吉州窑瓷器也被当作国宝。别看吉州窑是民窑,但它集中了南北名窑之大成,技艺精湛,生产的瓷器种类繁多,纹饰丰富多彩,富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现存窑址二十四处,是全国古窑址的最大遗存。在科技方面,北宋永丰人曾民瞻发明的晷漏计时器比欧洲人发明钟表要早三百多年;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的《禾谱》,是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古代重要农业科技著作;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进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我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分省地图集。他们代表了我国古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庐陵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我认为还是庐陵涌现的名人。他们之中,有全国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享誉古今的忠臣义士。文坛宗师欧阳修是宋学的开拓者,他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敬仰;独树一帜的宋代大诗人杨万里的诗歌至今还在少儿口中传诵;第一个提出杀秦桧谢天下的胡铨,其硬骨头精神令世代人倾倒;刘辰翁饱含悲愤的词章,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中列专节介绍;罗钦顺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古代哲学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周忱爱民如子,闻名江浙农村,至今有纪念他的生祠。正是一批批的庐陵先贤,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才使得庐陵文化熠熠生辉,光耀天下,成为中华文化园中一颗璀璨明珠。
(二)庐陵文化的价值意义
庐陵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吉安人的精神命脉,是庐陵儿女的共同精神基因,是吉安软实力的内在支撑,是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是吉安人民不惧任何困难和挑战勇往直前的底气,庐陵文化在吉安过去和现代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个地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地方,而文化往往是重要的标志和体现。吉安人民在创造中华文明和赣文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庐陵文化,不仅反映了本土的文明,还体现了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而且涵盖了政治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这些传统文化对历代吉安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等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当前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了解明白庐陵文化的深刻价值意义。
1、作为吉安人,我们无论身处何地,身上都有鲜明的吉安烙印,庐陵文化滋养出来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吉安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而且对解决吉安人生存发展中一些现实问题有重要价值,学习和掌握其中的思想精华并融入中华文化中,全面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裨益。
2、庐陵文化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影响广泛。庐陵文化中的崇文立德,熏陶哺育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一个时期人才济济,进士多,宰辅重臣多,名仕伟人多。曾以3000进士的宏大规模,以宋明朝廷“人才库”的荣耀,为天下所瞩目。根据魏洛等主编的《中国宰相全传》统计,吉安有宰相22名,占江西的24.4%。《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收入吉安648名,占江西的28.4%。庐陵先贤在文学艺术、史志文献、典籍文论等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挥洒才情的文坛之星、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欧阳修;开诗坛新风的杨万里;治国安邦的宰辅刘沆、周必大;编修古典的学者名儒、《永乐大典》主编解缙;经时流世的名臣贤才周忱、胡广;阳明心学的正宗传人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胡直;冲破禁区的探索勇士颜钧、何心隐等。庐陵素为“文章节义之邦”。文人贤达始终恪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德,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是从政还是做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保持高洁的操守,注重道德的修养,在人生的道路上“立德、立功、立言”,凝结成“文章节义”的闪闪荣耀。
3、庐陵文化中的青铜文化、陶瓷文化、科举文化、禅宗文化、农耕文化、革命文化等文化密码,铭刻在庐陵人的心中。庐陵人崇文躬耕,儒雅淳朴,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勤劳节俭,积德行善,他们优秀的传统美德熠熠生辉,至今,遍布乡野的古村中的旗杆石、进士院、翰林第等牌匾上,在数不清的乡村书舍书屋旧址中,都可寻觅到崇文立德的墨迹书香。许多乡村家族的子孙后代,虽然很少能像先祖那样官位显赫,才华横溢,但是无论做人做事,大都一身正气。立德树人,坚守道义,保持气节,远比当官做学问重要,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4、庐陵文化中的文章节义、正气长存、坚守气节、尚武报国的内涵,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一大批庐陵先贤,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不论文官还是武将,当国家面临外族入侵,处于危难之境时,他们都能奋勇当先,为了大义,宁折不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北京中华世纪坛,选择了有史以来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英杰40位,以浮雕颂之,文天祥是其中之一。他以国破家亡独立擎天的气魄,以“君降臣不降”的爱国信念,以屡遭贬谪而不馁,三年被囚而不屈的气节,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格风范,耸立起一座世代景仰的民族精神丰碑。在金人入侵南宋之时,宋将杨邦义率兵拼死抗击,不幸被捕,至死不降,铁石忠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个景点叫做“杨忠襄剖心处碑”就是纪念他的,从南宋初年到明代,历代皇帝都把此处当作褒扬忠烈、教育后人的纪念场所,声名远播。庐陵人一直流淌着威武不屈、尽忠报国的精神血液。在中国革命战斗的烽火岁月里,锻造了一大批铮铮铁骨的忠贞良将。吉安县、永新县成为闻名全国的将军县。今天,我们虽然处于和平年代,但战争远未离去,世界并不太平,仍然要大力传承忠诚报国精神。增强阳刚之气,去除阴柔之风,扫除伪娘做派,以刚正之勇,随时准备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
5、庐陵文化中怀义秉忠、诚实兴业、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熏陶铸就了一代代吉安人,做人诚实,说话算数,吃苦耐劳,肯动脑筋,经商学艺的可贵品质。自古就有庐陵人一把雨伞当老板的说法。清朝中后期,吉安籍出著名盐商4人,即庐陵高坪胡元海,曲濑胡品高、高塘周扶九、泰和萧云浦;谈及江西清末民初的盐商之富有,曾有“萧家的盐,周家的钱”之说,萧云浦是与当时江西首富周扶九比肩的人物。在清代中期以前的千余年里,庐陵的经济文化大多时间居全国上游,尤以宋明为盛。在宋代供应贡粮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制造业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大型漕运粮船,都闻名于世。汉末以来,在制陶工艺、水稻品种研究、地图编绘、木材材积计量等方面,庐陵人有许多历史性创造。吉安自隋代至宋代,称为吉州,当时兴盛的吉州窑也就得名于此。吉州窑代表性的产品是色彩斑斓、富有变化的窑变黑釉瓷和自然清新、具有鲜活民间艺术风格的釉下白地彩绘瓷,并创烧了剪纸贴花、木叶贴花等技艺独特、雅俗相宜、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产品,为景德镇釉下彩青花瓷器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并对景德镇瓷业烧造技术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奠定了吉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十分独特重要的地位。诚信立人,实干兴业,创造创新,成为吉安人天长地久的发展之道。
6、庐陵文化中的文艺乐民风俗,使得吉安人苦中有乐,忙闲搭配,自娱自乐,丰富了生活,提高了情趣品味。在生活中创作的民间艺术,既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又融入了吉安儿女的智慧、技艺和品德,保持着庐陵独特的文化记忆。“庐陵龙灯冠赣江。”春节期间,一支支以精壮后生和标致姑娘为主的灯彩队,举着龙灯、圆场灯、戏文灯、摆灯,踩着锣鼓点、唢呐声,在充盈着早春气息的田垄中游动;或伴着欢笑声、喝彩声,在鞭炮炸响、硝烟弥漫的赛场上表演,编织出节日乡村一道古朴靓丽的风景。还有永新的盾牌舞、罗汉灯,永丰的演麻婆,遂川的竹马舞,吉安狮头舞、蚌壳舞、采莲船等,无不呈现出吉泰平安、吉祥安康的浓厚气息。吉安采茶剧,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这原是由民间“三角班”,即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角色组成的戏班,发展为吉安采茶戏。解放初,吉水组成燕坊、山原两个业余剧团,并抽调骨干到吉安,组建了“吉安地区采茶剧团”。此后,三角班由生、旦、丑三个角色的小班,发展成有生、旦、净、末、丑五行俱全的大班。吉安采茶戏表演上最具特色的是:丑行身穿齐膝短裙,坐矮桩,走矮子步,又叫“矮桩戏”“裙子戏”;小生小旦则善于使用折扇做道具,舞出各种花样,称“扇子花”或“扇子功”;有时还夹些杂耍吸引观众,形式生动活泼,载歌载舞,别有风味。多次在国家和省级演出比赛中获奖,深受吉安百姓的喜爱。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艺,丰富了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追求,还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只有了解庐陵文化的价值意义,才能在思想上认可接受庐陵文化,行动上传承弘扬庐陵文化,发展上转化升值庐陵文化。
(三)庐陵文化的代表人物
无论是历史名人的含金量,还是历史上状元、榜眼、进士的数量,吉安都是江西文化的突出代表。吉安在历史上出了17位状元,有说21位,仅次于苏州,是中国状元数量第二多的郡州。吉安凭借着17位状元,被誉为状元之乡。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庐陵在全国出名,首先是因为它拥有大文豪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中兴诗人杨万里、爱国名臣胡铨、著名学者周必大、教育家欧阳守道、农学家曾安止、哲学家罗钦顺、外交家陈诚、女英雄刘淑英等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像繁星布满天空,使庐陵文化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辉,辉煌中华,光耀世界。
庐陵文化在全国有地位有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代表人物。庐陵文化这个概念,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就是本地人有的也不甚了解。但一说到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等的名字,大家就都熟悉,因为中小学教材里都有他们的作品,他们都是吉安人即古庐陵人;如果你熟悉禅宗历史或是信徒,应该知道有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它们都是七祖行思延传的青原派系,祖庭青原山就在吉安;如果你读过中国思想史,就会知道唯物主义哲学家罗钦顺,还有阳明心学的“江右王门”传人邹守益、罗洪先等,都是吉安籍名士。至于在文坛宝库中,吉安籍的史学家、文学家更是灿若星辰,从诗歌到散文到史籍到杂文都有吉安人的经典作品,更有3000多名进士的科举辉煌,曾经风靡朝野,轰动一时,列入古代州府第一梯队,涌现了一代代一批批名人贤士,享誉古今,震憾中外,为庐陵文化增光添彩不少,使庐陵文化成为赣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中华文化的耀眼明珠。庐陵文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1、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自号浮休道人、文山,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生于1236年6月6日,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抗元名臣,民族英雄,南宋爱国诗人,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二十一岁的文天祥中进士第一,成为状元。一度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因直言斥责宦官董宋臣,讥讽权相贾似道而遭到贬斥,数度沉浮,在三十七岁时自请致仕。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南下攻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在援救常州时,因内部失和而退守余杭。随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主帅伯颜被拘留,于押解北上途中逃归。不久后在福州参与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又自赴南剑州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1278年卫王赵昺继位后,拜少保,封信国公。后在五坡岭被俘,押至元大都,被囚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明代时追赐谥号“忠烈”。他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气势磅礴,情调高亢,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文天祥的著作经后人整理,被辑为《文山先生全集》。
2、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人,生于公元1007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的文章与苏轼并称“欧苏”,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都是其门生,所以说,欧阳修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3、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安市吉水县人。生于公元1127年,1206年卒于家中,享年80岁,谥号文节。南宋文学家、官员,宋代著名爱国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和“南宋四大家”。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是古代诗作最多的诗人,陆游是现存诗作最多的诗人,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的诗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富有幽默情趣,形成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代表作有《插秧歌》《竹枝词》《小池》《初入淮河四绝句》等。其词清新自然,如其诗。赋有《浯溪赋》《海鱿赋》等。
4、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江西吉安吉水县人,生于1369年12月6日,卒于1415年2月22日,终年47岁,明代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大明第一对联高手。因为才学高而好直言被忌惮,屡遭贬黜,最终以“无人臣礼”下狱,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冬被埋入雪堆冻死,1465年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解缙自幼颖悟绝人,他写的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尤其擅长狂草,与徐渭、杨慎一起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著有《解学士集》、《天潢玉牒》等;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墨迹有《自书诗卷》《书唐人诗》《宋赵恒殿试佚事》等。
5、胡广: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安吉水县人,生于1370年,1418年去世,时年49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穆。建文二年(1400年),考中状元,赐名胡靖,授翰林院修撰。靖难之乱后,归附于朱棣,出任太子侍读,恢复原名胡广。永乐年间,历任太子右庶子、内阁学士、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跟随明成祖北征蒙古,教导太孙朱瞻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1424年,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加赠胡广为荣禄大夫、太子少师、礼部尚书,厚赐其家。明朝大臣、文学家,南宋名臣胡铨的十二世孙。著作有《胡文穆公杂著》、《胡文穆集》等。
6、杨邦乂:字晰稷,吉安吉水县人,生于1085年,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以舍选登进士第。先后任歙州婺源县尉,蕲州学教授。授宣教郎、建康府溧阳县知县。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除通判建康军提领沿江措置使司等职。1129建炎三年,金兵取建康,邦乂不降,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完颜宗弼命人剖腹取心,年仅44岁。著名历史学家朱加雁曰:“真古今第一人也。”杨邦乂为国捐躯、从容就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一直为后人敬仰。杨邦乂被誉为“庐陵五忠一节 ”。后人在其受难处聚宝山下土门冈建杨忠襄公墓和祠。祠后毁于战争,民国年间曾重修墓道和立“杨忠襄公剖心处”碑,后迁至雨花台烈士陵园内,从陵园北大门进入后沿左侧道路步行,位于梅花簇拥的梅岗,名为“杨邦乂剖心处”。高宗赵构念其忠贞报国,高风亮节,遂赐谥号“忠襄”,井为其造墓、建祠、立碑。
7、彭时 :字纯道,又字宏道,号可斋。吉安安福人。生于1416年7月10日,明朝名臣、内阁首辅。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即入阁参预机务,累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英宗驾崩后,与阁臣李贤力争钱皇后名位,迁吏部右侍郎兼学士。在明宪宗统治时期,接连升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1468年至成化十一年1475年间,在李贤、陈文相继去世之后继任内阁首辅。成化十一年1475年病逝,年六十。获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宪”。著有《彭文宪公笔记》《彭文宪公文集》《可斋杂记》等。
8、胡铨: 字邦衡,号澹庵,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生于1102年,南宋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大名臣”。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及第,起家抚州军事判官,招募乡丁,捍御金军,出任枢密院编修。绍兴八年1138年,面对秦桧主和,抗疏乞斩秦桧、孙近、王伦,声振朝野,坐罪除名,出任昭州知州、知吉阳军。秦桧死后,出任衡州知州。宋孝宗即位,知饶州,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去世,追赠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澹庵集》等传世。
9、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人,生于1126年8月15日,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庐陵四忠”之一。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举博学鸿词科。曾多次在地方任职,官至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封许国公。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嘉泰四年1204年,在庐陵逝世,享年七十九岁,获赠太师。开禧三年1207年,赐谥“文忠”,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之碑”。周必大从政四十五年,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家交游频繁。他初学黄庭坚,追摹欧阳修,在南宋中叶的词臣中居于领袖地位。在校勘、刻印书籍方面也颇有建树,曾主持校订、刊刻了《文苑英华》。有《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玉堂类稿》等传世。后人汇为《益国周文忠公全集》。
10、江万里 ,初名临,字子远,号“古心”,今江西都昌县人,生于:1198年11月16日,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政治家、教育家。江万里从政四十五年,为官九十一任,秉性耿直,遇事敢言,为政清廉,关心民疾。所到之处劝农桑,办学校,济时艰,务教化,历事理宗、度宗二帝。独创白鹭洲书院、宗濂书院、道源书院等3所学府,培养出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在内的17位状元、2700位进士。德祐元年1275年,江万里在鄱阳投水自尽,以身殉国,终年77岁。宋恭帝赠江万里太傅,益国公,后又加赠太师,谥号“文忠”。主要作品有《咏荷》、《劝农诗》、《万里家训》等。
11、欧阳守道:字公权,一字迂父,初名巽,晚号巽斋,学者称巽斋先生。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1208年,卒于1272年,南宋教育家。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乡里聘为子弟师,以德行为乡郡儒宗,人称庐陵之醇儒。淳祐进士,授雩都主簿,调赣州司户。受江万里聘,曾至白鹭洲书院为诸生讲说,后应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宝祐元年1253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江万里荐其为史馆检阅,授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著作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官。于学无所不讲,尤注重前代治乱兴废。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皆出其门下。其主要著作有《易故》和《巽斋文集》。文集中的《赠了敬序》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2、刘沆:字冲之,号庐山,吉安永新县人,生于995年,北宋时期宰相,刘素之子。天圣八年1030年,考中进士,授大理评事,通判舒州。累迁太常博士。奉命出使契丹,坐事出知潭州,镇压瑶民起义,累迁工部侍郎。宣祐三年1051年,担任参知政事,支持张贵妃追封皇后。至和元年1054年,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大力推行革新,以“长于吏事”著称。出任工部尚书、应天知府,迁刑部尚书、陈州知州。嘉祐五年1060年去世,时年六十六,追赠左仆射兼侍中,谥号文安。
13、杨士奇:本名杨寓,字士奇,号东里,吉安泰和县人,生于1365年,明朝初年重臣、学者,自幼丧父,游学四方,至建文帝时方才受召修撰《明太祖实录》,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即位,迁太子侍讲,辅佐明仁宗,迁礼部侍郎、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他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时人称之“西杨”。并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后因其子杨稷杀人案而自请辞归乡,自此忧虑患病。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享年八十。获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14、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县人,生于1551年,卒于1624年,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三君”。邹元标幼有神童之称,九岁通《五经》,万历三年1575年在都匀卫所(后改名南臬书院)讲学。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入刑部观察政务,与伍惟忠友好,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万历十一年(1582年),回朝廷吏部给事中,他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触犯了皇帝,再次遭到贬谪,降南京吏部员外郎。以疾归,居家讲学近三十年。天启元年1621年任吏部左侍郎,后因魏忠贤乱政求去。崇祯元年1628年,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特谥忠介。主要作品有《愿学集》《太平山居疏稿》。
15、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江西泰和县人,长于江西吉安,生于1154年,南宋文学家,1206去世于江苏昆山,墓尚在。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有《龙洲集》《龙洲词》《龙洲道人诗集》。
16、邹守益 :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县人生于(1491年,卒于1562)年,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一生尤其重视教育,崇尚简易明白、朴实无华、直指本心。他认为,教育是人后天赖以长进的最根本的途径。守益教人,把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并对“致良知”作了充分的发挥。邹守益著作有《东廓文集》《诗集》《学豚遗集》等。今有《东廓邹先生遗稿》传世。
以上这些都是吉安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为庐陵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都是庐陵文化的优秀代表,吉安人民永远铭记他们,他们也将名存千古永垂不朽!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此外,在党的阳光照耀指引下,在庐陵文化的滋养熏陶下,吉安当代也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对国家和民族有作为有贡献有影响、给庐陵文化增光添彩的现代伟人、名人、文化人,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有:
1、曾山:原名曾如柏,又名修生、宪朴、曾珊、唐古。乳名洛生,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化名唐沽,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人,生于1899年11月10日,1972年4月16日逝世,享年74岁,工人出身,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主席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满门英烈”。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余秋里:无产阶级革命家。江西吉安人,生于1914年11月15日,1929年参加吉安县农民暴动和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赤卫大队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第二军团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军副政治委员。1935年参加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3、康克清:女,汉族,江西省万安县人,生于1911年9月7日,1992年4月22日逝世,享年82岁,1925年开始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朱德同志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康克清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孜孜追求、奋进不息,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给她深深挚爱的中国妇女与少年儿童事业,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王恩茂:江西永新人,生于1913年,2001年4月12日逝世,享年89岁,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政协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5、曾庆红:男,汉族,生于1939年7月,江西吉安人,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6、王梓坤:1929年4月出生于湖南零陵,籍贯江西吉安,数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枣庄学院名誉院长,王梓坤于1952年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1958年获得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副博士学位;1977年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1年被聘任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89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至1998年担任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2009年担任枣庄学院名誉校长,王梓坤在数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概率论方面。
7、陈扬勇:男,1963年12月生,汉族,江西永新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8、陈文辉:男,汉族,1963年4月生,江西吉安吉水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党组成员。
9、刘克强: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江西泰和人,中共党员,1982年7月上饶师范专科学校数学专业毕业,1987年3月江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毕业,1999年7月北方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工程系铁道运输专业毕业,在职大学学历,2006年1月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工业工程领域专业毕业,工程硕士,高级政工师。现任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0、吴晓军:男,汉族,1966年1月生,江西吉安泰和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09-2004.07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副省长人选、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副省长,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2021年4月任青海省委副书记。
11、李小三:男,汉族,1963年11月生,江西吉安人。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历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云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云南省委副书记,现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2、邱启文:男,汉族, 1969年2月生,江西吉安遂川人。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在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历任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生物多样性保护办公室、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副司长(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司长,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司长,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2021年6月任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3、聂福如:男,汉族,1966年9月生,江西吉安新干人。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历任任中纪委六室副主任,公安部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一级警监警衔,2020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政治部主任。
14、罗小云:男,汉族,1965年5月生,江西吉安吉水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历任江西省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江西省水利厅党委书记、厅长,江西省水利厅党委书记、厅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党委书记,2020年8月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5、胡焯:男,汉族,1964年4月生,江西吉安永新人,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江西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副总警监。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江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厅级),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江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厅级)江西省司法厅党组书记,江西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区公安厅厅长,2018年11月任甘肃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16、杨保军:男,汉族,1963年12月生,江西吉水人,中共党员,1984年8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规划师。2020年3月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
17、李章泽:男,汉族,1960年11月16日生,江西遂川人。2018年5月任中央编办副主任。
18、王建国:男,汉族,1959年9月生,江西泰和人。2016年10月任四川大学党委书记。
19、刘卫平:男,汉族,1959年5月生,江西万安人。2018年1月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20、赖明勇:男,汉族,1965年6月生,江西吉水人,民建成员,1986年7月参加工作,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系统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2013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21、杜德志:男,汉族,1964年10月生,江西吉安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2018年1月29日当选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22、肖洪波:男,汉族,1967年2月生,江西永丰人,中共党员,江西财经学院毕业,1988年7月参加工作,公共管理硕士,法学硕士,历任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党校常务副校长,江西教育电视台台长,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江西省宜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吉安市委副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现任江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3、王忠平:男,1973年出生,汉族,江西吉水人,工商管理硕士,江西财经大学毕业,著名企业家,江西龙城集团公司董事长,吉安市政协常委,吉安市工商联副主席,江西财经大学吉安校友分会会长,曾游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参加过长江商学院“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学习。他一直关心关注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富有爱心,做了大量公益慈善,深受广泛好评。
24、胡金根:生于1964年,吉安泰和人,知名企业家,江西国光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西省人大代表,江西省工商联执委,吉安市工商联副主席。
25、杜伟民:男,生于1963年,吉安新干人,著名企业家,现常居广东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一职,毕业于江西省卫校,大专学历,执业医师职称,2020福布斯中国最佳CEO之一。
26、段永平:男,生于1961年,吉安泰和人,全国著名企业家,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步步高品牌、小霸王品牌创始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现已移居美国。
27、吴有林:男,生于1978年,吉安泰和人,大专学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董事长,大北农集团联合创始人之一。
28、曾建平:男,汉族,1967年出生,江西新干人,中共党员,哲学博士(后),二级教授,国务院特贴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任井冈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年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伦理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伦理学会会长,被评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赣鄱英才555工程人选,首届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先后12次被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专家。作为井冈山大学的校长,他对庐陵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十分重视,经常关心过问庐陵文化研究情况,井冈山大学已成为吉安研究弘扬庐陵文化的主阵地,专门成立了庐陵文化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他和井冈山大学为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8、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散文委委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
29、安然:女,中国作协会员,井冈山报社首席编辑,2000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国内多种报刊,并收入相关选刊选本。曾获江西省谷雨文学奖,第三、第五届老舍散文奖,《散文选刊》首届新经验散文奖,《北京文学》双年度重点优秀作品奖。著有长篇小说《水月亮》,中篇小说《米兰花开》、《陀螺的舞蹈》、《无枝可依》、《天堂有没有红玫瑰》,短篇小说《怀念一个叫李玉和的人》,散文《伤花开在光阴里》、《你的老去如此寂然》、《右岸桃花开》、《麦田里的农妇》、《空门》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水月亮》,散文集《麦田里的农妇》。
30、李桂平:男,1965年出生,江西新干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吉安市万安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现任万安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他是在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和本土作家,他是一个非常坚定执着的庐陵文化的爱好者、创造者和传承弘扬的得力干将。他结合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实际撰写了大量反映吉安本土人、事、物、情、理、风俗的文学作品,早期著有散文集《滩歌》,杂文集《骑驴琐记》《保留意见》,农村系列《突围中的农村》《被颠覆的村庄》《被毒害的农业》,文化系列《赣江十八滩》《赣江边的中国》《天下良知》《小民家国》,即将出版文化散文《赣江向北流》。他是一位“俯下身子,探寻庐陵文化脉络;仰望星空,追问中华文化渊源。”的庐陵文化探寻开拓者,他用自己的勤劳、汗水及智慧为庐陵文化铸就了一座新时代丰碑。他对庐陵文化有独到地见解,为庐陵文化的弘扬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特将其作为新时代庐陵文化的代表人物列入文中。
庐陵代有才人出,吉安精英遍天下。庐陵文化培育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吉安人,吉安人才辈出层出不穷,还有许许多多古今圣贤豪杰关注关心支持打造庐陵文化,为庐陵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都是庐陵文化的优秀代表,都是庐陵人才,吉安骄傲,也都是国家的栋梁。当然,还有很多吉安杰出人物和精英,限于篇幅或说我没有掌握到相关资料,在此难以一一列举。但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价值和伟大,不管怎样,家乡人民都永远为他们感到自豪!真诚希望现代的吉安精英豪杰们一如既往为国为民多做贡献,同时,在可能情况下多关心关注家乡的庐陵文化,吉安和庐陵文化因他们而闪闪发光并更加靓丽知名。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能成为“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为了振兴庐陵、发展吉安,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吉安的传统文化——庐陵文化,大力宣传吉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现代为国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豪杰,把他们当成宝贵财富,学习榜样,激励年轻一代奋发向上,使之服务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这里我感觉有必要重复强调一下,庐陵和庐陵文化的出名,最大功臣是“文章太守”欧阳修。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一位文化巨人,是集政坛重臣、文坛领袖、学坛巨擘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的最大功绩,是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统治当时文坛的西昆体、太学体的浮靡文风,开启了文以载道平易流畅的新文风。他在散文和诗、词、赋等方面的杰出创作成就,使他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文品与人品、道德与文章都令世人敬仰。在学术方面,欧阳修首倡疑古辨伪、疑经惑传的风气,打开了学术界思想解放的大门,促进了宋代经学思想的嬗变。他与宋祁等人合纂《新唐书》,又独自撰写《新五代史》,在著名的二十四史中名占两史,成就是很突出的。此外,他还在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人才学、教育学、文艺学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成为宋学的开创者。欧阳修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备位二府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位高权重,但他勤于政事,勇于向权贵和守旧势力作斗争,没有那种官僚习气。特别是早年,他以极大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激流,为改变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作出了不屈不挠的艰辛努力;后期,他激流勇退,仍坚持稳健改革,作出了许多使百姓满意的政绩。他的一生,正如王安石所赞扬的那样:“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应该说,庐陵文化的崇高地位,是与欧阳修的名字分不开的。欧阳修奠定了庐陵文化的基础,开辟了庐陵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此后经刘才邵、王庭珪、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刘过、欧阳守道到文天祥,庐陵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庐陵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为人们所钦慕。再一个就是文天祥,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状元宰相、忠臣烈士、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散文作家。他毁家纾难、临危受命的英雄壮举,他万死不悔、从容就义的爱国精神,他《正气歌》中所体现的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庐陵人、中国人。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过高度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他们两个是庐陵文化的旗帜标杆,是庐陵文化永远的丰碑。
(四)庐陵文化与中国革命
庐陵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读书人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怀义秉公,忠君报国,胸怀天下,讲究责任担当。所以庐陵文化通过一代代文化的传承,一代代先贤的影响,从而积聚而成了一种庐陵人所共有的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忠义。多少年来,庐陵人一直以自己的生命和行为诠释了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我们也能从吉安人的文风中找得到。及至后来,中国最早最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建在井冈山和东固山,也是因了这个地方的人忠义担当,才有了当时的良好群众基础。文天祥是庐陵文化的代表人物,庐陵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怀义秉忠、崇尚气节、刚毅正直、无私无畏。庐陵文化是一种讲究提倡忠节刚毅的地方文化,它的集中代表人物就是文天祥,除了文天祥以外还有杨邦乂、胡铨、欧阳珣等一批节义之士,他们的特点是:只要是对的,就刚正不阿、宁直不弯、宁死不屈,这些忠义之士,个人的性格特征就是宁折不弯,不向权贵低头,不会曲意奉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吉安在封建时代显著的文化地域特征,和其他地方的所谓才子文化以及诗词文化完全不同。庐陵这些人中豪杰很多都是文武双全有血性有个性并经朝庭科举考试选用的人才,他们智勇双全,有胆有识,是名人才子,也擅长诗词歌赋,但与一般的才士相比,他们多了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精神,还有尚武精神,这是其他地方的文化名士所欠缺的,这就是庐陵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造就了井冈山文化,拯救了中国革命,最终铸就了井冈山精神,所以说庐陵文化是井冈山文化的一个渊源,是井冈山精神的起源。为什么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色革命从井冈山开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庐陵文化熏陶了吉安人民这种不畏强暴、不惧权贵、忠诚讲义、宁死不屈、刚正不阿的品格,通俗的说也就是敢打敢拼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这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国革命中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最后让红旗插遍全国,夺取全国胜利。从此,我们可看出红色革命文化与庐陵文化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有专家在评论庐陵节义精神时也指出庐陵名士所谓的“缺点”:不识时务不知变通,愚昧忠君,乃至给自己以及给他人造成了无谓的牺牲。说愚昧忠君是绝对错误的,节义往往与忠君相对,受正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庐陵豪杰,必然是将家国天下、和平正义置于君主之前,孔孟之道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辅佐君主只是实现其抱负的一个工具,一旦遇到昏君,他们会抛弃这个“工具”,自己力挽狂澜。文天祥、胡铨的事迹都是这样,如,“君降其不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则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以上说法是肤浅、功利且不尊重历史的,是事后诸葛亮。除非庐陵豪杰的那些事迹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庐陵文化中刚正不阿的节义精神,就是封建时代中国最可贵的精神最难得的气节。
红色是本色,庐陵文化与革命文化对接融合,交相辉映,闪烁着真理的火花。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首先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而后,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后,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铸就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伟大井冈山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屠刀面前不屈服,坚持革命斗争的产物;井冈山斗争中工农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乎可以说是鱼水和血肉的关系,井冈山斗争史就是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建立本身就体现着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定的信念,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井冈山军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敢打敢拼的作风,惊天地泣鬼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壮举与神奇。井冈山精神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培育了中国革命的火种精英,给庐陵文化刻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红色成为升华庐陵文化的精神图腾,成为庐陵人、江西人乃至中华儿女世代相传,永葆革命本色的传家宝。
三、怎样来传承弘扬庐陵文化
庐陵文化作为市州一级地域文化,在全国堪称一流,曾盛极一时,尤其在宋、明两代更是冠绝华夏,其地位与影响是让人仰慕的存在。但进入近现代后,逐渐失去昔日风采。好在,近年来,吉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特别是2019年王大胜同志担任宣传部长以来,更是以“为往圣继绝学”气概,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担当,迎难而进,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当下吉安的文宣工作可谓是风生水起,好戏连台,高潮不断,对庐陵文化的学习宣传也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去年开始拍摄庐陵文化专题片,预计今年在央视播出,这是个大快人心、功德无量的好事,必将引发全球全国对庐陵文化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兴趣,将对庐陵文化传承弘扬、庐陵文化符号活化转化、庐陵文化影响力扩大提升及吉安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吉安的高校和社会科学界正在掀起学习研究庐陵文化新高潮。回头反顾,应该说,这么些年,吉安对庐陵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名人和部分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如刘文源教授研究文天祥,刘德清教授研究欧阳修,肖东海教授研究杨万里,刘宗彬先生研究刘辰翁,产生多部多种专著;高立人先生研究金石碑刻和吉州窑,黄惠运教授研究庐陵史学,汪泰荣先生研究古代文献等等,均有收获,这是很不错很了不起的,应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表扬。但我认为白璧微瑕美中不足的是,对庐陵文化的整体、特色和类型及其深刻内涵的研究,基本还是停留在点上,没有连成线,扩成面,形成势,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特别在庐陵文化的转化利用探讨上,也基本停留在理论上,没有结合实际深入分析,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办法和具体举措来,总觉有点平淡乏力,若能在这两方面改进提升,庐陵文化的学习研究、传承弘扬、转化利用必将进入新的完美境界。当前庐陵文化与其他有名的地域文化,如晋文化、徽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等以及江西的临川文化相比,我认为还是有些差距(不一定正确),差就差在传承弘扬和转化利用上。
(一)传承弘扬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庐陵文化目前总的势头不错,特别是近年来吉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昔日宋明风光正在逐步重现,但确实曾一度出现让人哀叹的衰弱景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是研究不深,宣传不够,推介不广,既没有打造好传承弘扬开发利用的日常平台,也没有标志性的集中展示的场所平台等载体。还有个原因就是近一两百年的衰退,使之渐渐淡出了众人的视线,人们似乎把她给遗忘了。
1、研究不深。文化传承弘扬需要研究,并且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究,吉安大批古村文化底蕴深厚,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书院文化、名人文化都有丰富的内涵,我们必须挖掘好,研究好,传承好,弘扬好。这些年,我们有研究,有的研究特别是专题研究做得还很不错,但不深入不全面,有的只是浅尝辄止,有的是人微言轻,有的力度不够,有的含金量不高,以致影响力不大。还有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献,如史、志、专著等,没有隆重推出或没有重印再版,或没有重点扶持。
2、宣传不够。文化传承弘扬需要研究,也需要宣传。有句话说得好:做得好不如宣传得好。庐陵文化做了不少宣传,但我认为还不够或说还没做到位。吉安的报、台、网站等新闻媒体,均设置了地方文化专栏专题,但在国家级的宣传平台上和对外的推介极少。尤其是影响面极广的影视、文学领域、社会科学界、中央主流媒体特别是外宣平台上少有庐陵文化踪影,作品少,宣传力度小,影响就不大,效果也不会达到预期目标。有的虽然有好的作品,但制作和协办单位中,没出现“吉安”二字,似乎与吉安无关。如,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奇才》,说的是吉水解缙的故事。
3、推介不广。文化传承弘扬需要研究宣传,更需要推广介绍,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一个地方的软实力。现在不是“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国酒茅台都要做推介,并在央视等大媒体上不断的做广告。庐陵文化我们也做了不少推介,但做得不广,不专业、不专注。如,有的庐陵文化专著和专题文章与报道,大都束之高阁,有的只是馆中藏物,没有向社会推介推出推广。我出差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在高档星级宾馆的房间,都会摆放一二部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专著或推介读物,有的还允许免费带走,这个方式就好,力度也大。
4、缺少集中展现庐陵文化的场所。一个地方文化若无集中展现场所或平台,就无法以物化的形式让外人世人领略到优秀地方文化的风采。有人以吉安方言形容为“庐陵文化有哇(说)头,冒(没)看头。”如,什么是庐陵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或代表。
5、没有把庐陵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整合。庐陵文化是一个整体,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七零八乱,现有的名人纪念堂馆和名胜遗址,分散在各县区,不便观览,也显示不出整体形象和优势。而不少地方早有如此场所,关键在整合,看如何把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整体。
6、品牌意识薄弱。庐陵文化品牌塑造乏力,一个地方的文化影响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品牌塑造力的强弱,使人们一说到某地,就会联想其最具特色的人文或社会自然现象,如四川的天府之国、安徽的徽派建筑、甘肃的敦煌、山西的晋商、苏州的园林、桂林山水、临川才子之乡等。吉安有不少在历史上和国内外有影响的人文现象,但没有突出最有特色的品牌重点塑造,全方位造势和包装,因而影响力不大。
7、展现方式方法形式模式单调。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东西,我们必须用多种方式方法形式模式来展示,可采用灵活多样方式和多种多样的载体及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展现。
8、没有发动群众。文化是大众的,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体,这个文化才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现在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没有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其中,好象庐陵文化只是领导的事,文化局等相关部门的事。文化要传承弘扬好必须发动组织群众并要各县市、各部门联动,群策群力,这样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才能真正把庐陵文化传播开来弘扬起来。
9、人们对庐陵文化没有统一的认识,或说对庐陵文化没有真正的认知。我们要将庐陵文化的亮丽面展现出来,是宝剑就得用上沙场,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现在太多的人对于庐陵文化过于冷淡或说兴趣不浓,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今的网上快餐文化对庐陵文化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大家生活在节奏飞快的现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迷恋上了网络,喜欢在网上吃快餐文化,其实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如今的这种情况让众多文化学者产生了危机感,因为一旦庐陵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真正的庐陵人或说我们将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没有自身特色和个性的地方,所以唤醒全体吉安人继承弘扬庐陵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二)如何来传承弘扬
美丽吉安,历史悠久。自强不息的吉安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延续的庐陵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吉安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吉安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或说基因,是吉安人祖祖辈辈的根和魂;也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赣文化的重要支柱;是吉安软实力的内在支撑,是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进行的。可以说,没有继承,便没有弘扬,更没有创造和提升。而要做好庐陵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对待庐陵文化。对庐陵文化,我们要理性分析,正确看待。好的、有益的东西要予以继承和发扬;不好的、负面的东西,要加以抵制和克服。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抛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庐陵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本性。我们要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讲好“吉安故事”,以优秀作品内聚力量、外树形象。(1)要用科学态度去看待庐陵文化。庐文化是个拥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和江西文化的一个分支,为中国历史传承、中华文化的弘扬,为各个时期的发展建设,特别为现代中国革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我们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做好自我完善、传承、弘扬和发展,在坚守自己的文化的同时学会去理解其他文化的观念并尽力做到融合发展。(2)要尊重认可庐陵文化,增强认同归属感。只有尊重认可她,才会去学习传承弘扬她,庐陵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吉安人,并已经成为吉安人骨子里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作为赣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庐陵文化,我们作为一个吉安人要尊重认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为她骄傲自豪。增强地方文化的认可有助于增强居民自我认同感。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变迁、居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积极的文化氛围促使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有效提升了居民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利于居民对城市产生高度的自我认同感,有效提升城市的凝聚力。(3)要抓紧搜集整理与保护。文化要传承弘扬好,首先必须搜集整理与保护好,因庐陵文化资源散落在各市县,若不抓紧搜集整理,就会被遗弃丢失,成为永远的遗憾。我们还要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要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建设及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时我们将搜集到的吉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力争打造一批具有吉安特色文化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吉安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印了《庐陵文化丛书》,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行了庐陵文化普及性读物;市政协成立了庐陵文化研究会;建成开放庐陵文化生态园;井冈大学开展了专题研究。这些都是好势头,要再接再厉保持好,传承弘扬之路还很长很坎坷,我们要趁热打铁,坚持不懈,做实做好。(4)要用发展眼光看待。文化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我们要结合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环境来辩证的看待庐陵文化和该文化下不同的事态变化,并找出其中的客观理由和背景因素。同时,我们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对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拓展、补充、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发挥其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我国传统文化源自不同历史时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相对于人类进步的脚步来说,有些文化内核存在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要针对传统文化做好梳理和审视,将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摒弃掉,萃取精华,要做到吐故纳新。好的文化要吸纳完善,坏的文化要摒弃修正,不用自我的见解去独断地判定文化的好坏,而是要经过事实的验证。(5)要做好传递交流。文化需要不断传递交流,我们要坚守住庐陵文化的基本元素,做好传递交流,当前是世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阶段,东西方文化和各种文化间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要想做好庐陵文化的传承,就绝不能自我封闭,既要海纳百川,也要守住自己的基本元素,让庐陵文化永葆生机。并且我们要大胆将优秀的庐陵文化推广出去,辐射给他人,使别人也感受到庐陵文化的优秀,分享庐陵文化的成果。交流互鉴,提升国际影响力。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国际文化互动频繁的环境下,庐陵文化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还需要加强国际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在与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立足吉安实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兼容并包的襟怀博采众长并融合创新。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庐陵文化原本就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今天更要积极主动与世界各国文明对话交流,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我们要围绕庐陵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契合点、互补性以及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诉求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庐陵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6)要挖掘庐陵文化的深刻价值。增强地方文化属性有助于打造品牌特色,助力经济发展。要想在当前快速发展的城市集群中脱颖而出,独特的文化之魂必不可少。城市之中的历史文化典故、遗产文化、人文特色风景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求的东西,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本地的文化背景资料,结合当地居民独特的风土人情,打造出城市个性化品牌,形成文化产业链条,让文化与经济发展有效融合,强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一种文化为何可以影响深远、造福万民、润泽万物,就是因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她的价值。庐陵文化在历史上展现出来的辉煌,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多少年来有无数先人的积累、淘洗和锻造,才最终铸就一个又一个现象级。正是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可爱的人们,时刻不忘放眼天下、崇文重教、传扬家风、团结拼搏和忠义报国,才会在浩瀚无垠的历史长河中激起重重高扬的浪花。我们传承庐陵文化是一种必须,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如何传承又是一种智慧,我们应该将源远流长、千枝百叶、博大精深的庐陵文化删繁就简,将其精髓和行为特质融入到日常,并更加完美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期为吾国吾民固本宁邦、福泽一方、恩享万代。我们要立足当代,深入挖掘发现庐陵文化精髓。庐陵文化精髓,我认为是“崇文图强,忠义报国,追求卓越,永创一流。”庐陵文化守正创新、开放包容、崇文图强,忠义报国的突出特质高度契合当今社会发展主题与时代要求。深入挖掘发现庐陵文化精髓,对于吉安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坚持古为今用,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及其当代价值,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基础上,遵循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原则,从吉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从时代特点和吉安市情出发,精准阐释庐陵文化精髓,深入挖掘阐发其时代价值。要继承庐陵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发掘庐陵文化的思想价值。如,庐陵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刻苦求学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特别要注重挖掘传承庐陵文化中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内容,使之真正成为指导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7)要建立传承的保障机制。我们要切实为庐陵文化的管理保护传承弘扬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保障。(8)坚持推陈出新,不断创新弘扬庐陵文化,做到与时俱进。一是创新研究阐发视角。要打破思维定势,结合时代语境,着力从新视角考察庐陵文化,挖掘阐发其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即“阐释不是停留在古代文本的表面意义上,或停留在作者的原意上,而是建构性地把古代文化中原有语句或命题解释为另一种积极意义,扩大了原语句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以适合当代的需要”。二是创新拓展内涵。我们传承发展庐陵文化,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要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站在当代立场上,不断用时代精神补充、丰富、更新、提升和发展庐陵文化的内涵。三是创意激活,进行庐陵文化再创造。将庐陵文化精华与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审美风尚有效对接需要创意,庐陵文化要实现绵延不断的转化创新与超越提升,也离不开创意。正是由于创意的推动,庐陵才能不断与时俱进魅力不减。我们要借助创意推动庐陵文化跨界融合创新。通过文化创意打破行业边界,让庐陵文化与关联产业、行业的要素跨界融合创新,不仅能够拓展庐陵文化的发展创新空间,而且能够丰富其内容,创新其表达方式。文学经典、历史文化名人、民间故事、文物典籍等庐陵文化,都可以借助创意在不同产业与行业实现多元跨界重构,生成新内容、新表达与新风貌。大众喜闻乐见的庐陵文化创意产品,都是借助创意找准了庐陵文化与时代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契合点。我们应借鉴推广优秀文创产品的文化创意与成功经验,重视创意的培育与现实转化,借助创意赋予庐陵文化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充实、丰富、拓展庐陵文化的内容,使之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强烈感染力与广泛影响力。四是利用科技实现庐陵文化整体提升。当前,我国的5G、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影像、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发展迅速,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庐陵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与交流,都已经离不开前沿科技的强大支撑与整体赋能。前沿科技能够创新庐陵文化的表达方式,重塑庐陵文化的存在形态、价值内涵与体验模式,不断赋予庐陵文化新的生命活力与时代风貌,有效提升庐陵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与传播力,拓展其发展创新空间。深度应用前沿科技能够创新、丰富庐陵文化的表达方式,生动形象、鲜活立体地呈现庐陵文化的精彩内容、深厚内涵与美学意蕴,丰富和深化受众的观感体验。博物馆里珍藏的各种文物,如果单纯采取静态展示和文字说明的方式,很难生动鲜活地呈现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很难给观众提供深刻、新鲜的文化体验。前沿科技则能化静为动、化单一为多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五是合理利用并推动庐陵文化融入生产生活。庐陵文化只有广泛融入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满足人们的各种现实需求,才能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价值,实现真正的传承发展。推动庐陵文化释放自身生产潜力实现产业化发展与创新。庐陵文化资源,地域分布广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天然具有产业化优势和发展创新潜能。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应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庐陵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价值,激发其创新活力,发展特色产业。例如,深入挖掘传统手工艺的产业价值,激发广大手工艺者的创造个性,并通过加强设计、改进工艺、拓展产品功能、丰富产品种类等途径搭建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桥梁,生产出丰富多样、符合时代审美和大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同时,积极探索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和技术装备的创新结合,依托剪纸、织染、制陶、刻绘等传统手工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庐陵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找准庐陵文化与不同产业的结合点,用全产业链对庐陵文化进行系统化重构和创新利用,推动庐陵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和协同发展。例如,从休闲、娱乐、度假、研学、养生等不同旅游功能出发,全面挖掘、系统梳理、有效整合各类文化资源,选择最适宜的开发方式和表达手段,用全产业链对庐陵文化资源进行匠心独具的开发利用,将其转化为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同时,借助文化产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跨越产业边界,将文化资源的创新利用向一、二、三产业延伸。这样,通过文化资源开发,就能够在广阔的产业空间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创新和发展。推动庐陵文化在广阔社会生活中发展创新。我们要结合吉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拓展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转化利用路径,将文化广泛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创新,充分发挥其服务现实的作用。强化庐陵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利用价值。在当下文化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要加强传统服饰、传统饮食、传统医药、传统养生、传统休闲、传统体育的活态利用,将其有益内容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构建新时代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此外,还要丰富和提升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文化的内涵,创新、发展庆祝形式,形成新的、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节庆习俗。发挥庐陵文化的精神文明资源价值与教育价值。应将庐陵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华与伦理规范精粹整合进村规民约、市民公约、行业规章等,利用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传统礼仪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空间的礼仪规范,形成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挖掘庐陵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价值。要深入挖掘乡村与城市的地域文化价值,提炼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经典性元素与标志性符号,将之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和城市规划设计,合理应用于村居村貌和城市公共空间美化,让乡村与城市都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庐陵文化风情。讲好吉安故事,使外界正确认识庐陵文化。长期以来,外界对庐陵文化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欧阳修、文天祥层面,对庐陵文化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因此,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庐陵文化对外传播内容,构建完善的对外传播机制,全面推进庐陵系列精品读物的对外传播,充分展示庐陵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让外界全面深入了解吉安的庐陵文化和庐陵文化里的吉安。
总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将庐陵文化与当代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运用各种路径和方式,全面深入持续推动庐陵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就庐陵文化新的辉煌。
2、创新传承弘扬方法举措。(1)整体推进传承弘扬工作,切实做到两手抓三结合。即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调查征集与整理研究相结合,传承普及与提高发展相结合,基础工作与交流宣传相结合。整体推动庐陵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提升吉安的文化品位。抓软件就是加强文化队伍的业务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活用人机制,增强文化和相关部门干部职工的事业心责任感,抓好专业人员的学习与培养,组织开展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关心文化名人、老人、艺人的生活,做好文化传承。抓硬件就是要切实加强各类文化设施、文化场馆建设,做好历史遗址、文化旧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搞好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属意识形态,依存于物质,物质呈现文化。(2)分门别类梳理,全面立体宣传推介。为更好地为吉安人民提供本土文化滋养和精神指引,我们要加大庐陵文化及其光荣历史的正面宣传力度,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面,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市情了解,引导吉安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人的骨气、底气和志气,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挖掘地方特色节日文化,有效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庐陵文化活动中来,市县两级新闻单位,特别是广播电视台要加强加大对庐陵文化的宣传力度,比如开展泰和乌鸡节,新干红桔节,井冈杜鹃节,遂川狗菇脑茶叶节,新干箱包节,万安农村书画节,峡江米粉节和系列民俗节及文化旅游节之类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由市主办,有关县市承办,或由省政府主办,市政府协办,有关县市承办。(3)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就庐陵文化新辉煌。我们要将庐陵文化用一种易接受的方法输送给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枯燥乏味,他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耗,因此,我们就得一反常态,用创新的思路来教化引导他们,当然不能改变了文化的实质。一是线上线下用讲座或讲故事的方式来讲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定然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得既通俗又深刻,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大众认可喜欢。二是通过文化节日来传承弘扬。我们可搞一个中国庐陵文化节,把庐陵文化的内涵魅力向世人展示出来推介出去,这样也会使吉安人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思想得到一次质的飞跃。这样的活动无疑对文化起着极好的宣传推介作用。三是通过庐陵文化中的亮点来传承展示。如,青铜文化,陶瓷文化,都是吉安引起世界关注地方,三千多年前的大洋洲商墓,一千多年前吉州窑遗址,见证了、显示了庐陵先辈的聪明才智。这样可激发现代人们的自豪感和荣耀感及浓厚的兴趣。四是我们对于庐陵文化不该持保守消极态度,而应该持开放积极态度,将庐陵文化古老的内涵用现代手段拓展开来,让书本上文字活起来,使博物馆的藏品动起来,把文化中思想精神学起来用起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庐陵文化,好让青年人更容易消化吸收,使庐陵文化成为其工作学习生活的组成部分,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庐陵文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也是我们实践庐陵文化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五是用一些与时俱进合乎时宜的方式来传承学习弘扬。在家里,父母长辈要用庐陵文化启发引导小孩,要经常地告诉小孩庐陵文化的重要性优越性,并要小孩向庐陵前贤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而不是放肆地灌输名利思想,让原本涉世不深的孩子迷失自己的方向。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在讲课时应该把适量的庐陵文化积极内容穿插其中,这样会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细的话,可以通过每周开一节庐陵文化课或通过主题班会讲个二三十分钟。学生平时在学校自己可找些庐陵文化方面的书籍阅读,或和同学们组织开展一些庐陵文化知识的交流或讨论,还可集体去参观一些庐陵文化展。在社会中,我们要营造一种浓厚的庐陵文化氛围,如,编写一些庐陵文化的简易读本,在公共场合宣传展示庐陵前贤的画像和故事等,来达到熏陶引导的效果。对于政府来说,可建立必要的庐陵文化馆和一些庐陵文物馆、博物馆等,民众可以在空闲时间去看看展览或单位组织大家去参观学习,这样,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学到某些东西,关键是能提高庐陵文化的敏感度。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着,很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风,从小就叫他们长大后要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板。而忽视了对小孩子的一种道义上的引导,这种情况尤其在农村甚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低水平,对于他们而言,生计自然是最重要的了,儿女在学识修养方面有没有高的造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此,我们很多小孩深受家庭这种不合理思想的影响,即使上了大学,这种思想也不容易转变过来。所以说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对子女成长来说十分重要。为此庐陵文化,我们要从小时候抓起,让他们知道庐陵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也许很难,但我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自觉去担负这个责任和使命,将庐陵文化搬到每个吉安人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去传承弘扬她。也许我们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措施不能够太乐观,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因为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支撑传承着庐陵文化,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庐陵文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并正在努力传承和弘扬着庐陵文化。尽管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有这种理想、有这种信念、有这种自觉,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庐陵文化就是一块大金子,它的光芒迟早会在国内外散发,只我们大家都来传承弘扬她。
(三)传承弘扬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结合与关系
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牵涉到很多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我们切实处理好以下几个结合与关系。
1、必须做到五个结合:(1)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庐陵文化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发展、完善、提升,绵延至今,是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淘洗检验的结果,是历代吉安人历尽磨难的社会实践结晶。庐陵文化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实践性,强调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真理追寻理想,这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精神,对于庐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活动不断演变发展的,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庐陵文化发展历史充分证明,推动社会进步,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庐陵文化演变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弘扬庐陵文化,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这样才能紧紧把握时代脉搏,赶上时代步伐,为回应时代需求和挑战提供有益启迪,为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启示。(2)与国家政策相结合。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遵循文化规律和国家有关政策,并与国家文化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推进文化发展,顺势而为,才能不断迈向繁荣。(3)与促进产业发展相结合。文化必须服务于现实,与经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体现其意义。我们:一要突出庐陵文化资源优势,激发文化产业内生动力,使庐陵文化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开发和包装庐陵文化因素,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二要促成庐陵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利用庐陵文化数字化方式打造文旅IP,组织实施一批先导性、基础性的重大文旅项目,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文化旅游龙头企业。(4)与推动价值引领相结合。突出庐陵文化在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将庐陵文化的表现形式从优秀传统文化向核心价值观转化,推动庐陵文化与时代精神融会贯通,共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庐陵文化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把庐陵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发特色教材、打造特色课程,不断加强学校文化设施、文化平台建设发展,创新庐陵文化传播的体制机制。(5)与开展传承研究创新相结合。突出守正创新,既要坚持正确导向,也要推陈出新,夯实学理研究,深入提炼庐陵文化内涵,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新时代庐陵文化精神,出版一系列高质量的庐陵文化大型丛书及学术著作,为庐陵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保护优质的庐陵文化基因,培育庐陵文化传承人,建立项目活动赞助等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传承活动,推动高校与地方联合培养研究型人才。
2、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1)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与庐陵文化传承的关系。大力弘扬庐陵文化,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传承庐陵文化的关系。坚持指导地位与传承庐陵文化,从来不是此消彼长、彼弱我强的关系,更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根本指导思想,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实现了与包括庐陵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深度结合。正是在不断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飞跃,指导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庐陵文化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坚持指导地位与传承弘扬庐陵文化,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新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传承庐陵文化的关系,关键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庐陵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处理好继承和弘扬的关系。继承是弘扬发展的必要前提,弘扬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把握好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在弘扬的过程中继承,批判继承庐陵文化,将其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3)处理好继承弘扬与转化创新的关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继承和弘扬庐陵文化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要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赋予庐陵文化新内涵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和活力,不断把庐陵文化推向新境界。(4)处理好庐陵文化与中华文化、赣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庐陵文化是中华文化和赣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要服从服务于中华文化和赣文化,在其带动引领下不断完善提升,同时,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定和要求,不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为中华文化和赣文化补充新的内涵,为其发展提升作出庐陵文化的新贡献。在与其他不同文化对话交流互鉴中,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不断汲取各种文化养分中丰富发展提升庐陵文化。
(四)传承利用庐陵文化的几个建议
庐陵文化是吉安人的共同文化,也是吉安人民的共同财富,传承弘扬好并转化利用好对大家都有利。大家的事要大家办,只有大家和衷共济,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才能圆满玉成。下面我提六点小建议供交流参考。
1、全市上下,特别企事业单位要牢固树立:“一流单位做文化”的理念,在干部群众中倡导:“讲学习、重文化、做实事、创一流”的风气,把庐陵文化打造成家喻户晓的东西。
2、把“庐陵文化”研究融入到中央或省级地域文化研究会相应的社团组织,作为其分会组织,发展会员,壮大专业队伍,发挥好社会文化研究组织的中坚作用,把它打造成庐陵文化传承研究弘扬的主阵地。专业事专业人做才会卓有成效。要积极组织它们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活动。
3、组织成立系列吉安文化名人研究会,已经成立了的要进一步完善好,把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有影响的吉安名人梳理出来,进行专门专题研究,定期召开纪念研讨会,重点把他们对世界对中国对江西的贡献提练出来,把他们的无限魅力与风采展示出来,把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彰显出来,把他们的名气名望隆重宣传推介出来,以提升吉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吉安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激励当代吉安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加奋发有为。
4、吉安市各有关单位,特别是高校、研究机构、文宣部门,要齐心协力,立即行动起来,将吉安打造成历史文化名城和庐陵文化研究的人才高地、文献资料数据库及学术交流中心。
5、庐陵文化的研究宣传、转化利用等系列活动要定期举办、突出特色、结合地域。如,庐陵文化高峰论坛、各类研讨会及各种文化节,要在文化活动关联地举办,这样才能做到对口接地气,真正办实办好办出成效。如,青铜文化活动在新干县举办;乌鸡文化节在泰和办;茶文化活动在遂川县举行;文化旅游节在井冈山举办;文化名人的纪念和研讨活动在名人家乡办。这样既接地气,又突出特色,效果也将更好。
6、关于庐陵文化如何进一步传承发展问题,当前要借助文化自信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及中华文化走出去项目,将新干青铜文化、吉州窑陶瓷文化等向海外传播,进一步加强禅宗青原文化和宗教文化及文学艺术的中外交流;发挥庐陵文化价值功能和重大影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文献与文物相互印证、让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让博物馆的藏品动起来,将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庐陵文化与文创产业融合起来,共同传承,协同创新,联合发展。
四、如何开发利用庐陵文化
作为一名新闻媒体工作者,我经常到各地去调研采访文化产业,每到一处,人们对当地文化,从历史到人文,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说得头头是道,而对当地丰富而厚重的文化资源,怎么转化,如何利用,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他们似乎无话可说,或不知说什么好。确实,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兴盛,文化与产业之间还有个转化过程。怎么来转化这是战略宏观问题,也是个微观产业的现实问题。怎么来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发展主题和必须攻克的一个难题。下面我就庐陵文化的转化利用谈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缘由
近年来,吉安市十分重视庐陵文化建设和创意发展,在培育文化消费新增长点上效果明显,有力拓展了庐陵文化消费空间,推动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程度不同的存在一些情况和问题。
吉安历史遗址、革命旧址和文化史迹及人文景观很多,但较为分散,规模小,有的设施简陋,基础条件比较薄弱,加之,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没有进行整体规划全面考量,或说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难以集中统一管理,以致丰富分散的文化资源没能得到全面系统的整合和有效合理的开发利用。如,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长乐庵旧址、战国粮仓、岳飞点将台、牛头城遗址、肖公庙等。其他县区也有很多历史文化资源没有有效开发利用,没有将文化优势转化资源优势,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县市区、一些地方既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文化的无形价值和品牌影响力,也没有清醒认识到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也就是说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真正意义认识不足,对其重要性没有高度或说正确的认识。导致文化旅游业发展缺少科学的规划,从根本上影响了对庐陵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2、有的思想上比较重视,但没有落到实处或说没有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此,也就没有对文化资源的整合转化利用进行专题研究和专门立项,以致不知从何下手,找不到切入点和突破口。
3、文化旅游是烧钱的项目,并且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对自己任期影响或说意义不大,所以不愿意去触碰之。
4、开发资金不足,导致难以做大做强做优。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差和各种条件难以改善,反过来又影响产业招商和引资,以致产业做不起来。吉安市属革命老区,经济相对较为落后,在对资金的分配利用上倾向于传统产业,而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由于资金短缺尚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文化资源普查和科学规划,难以对文化资源进行成片开发及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导致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利用规划不配套。
5、有些地方着手搞了,但开发模式较为单调,节庆活动问题突出,目前,庐陵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主要以仿古街、古村、民俗文化园和节事庆典模式为主,开发模式较为单一,且已有的开发模式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化旅游节庆活动,一方面,多数节庆知名度低,其辐射波及范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主题重复,特色不足,并未真正凸现庐陵文化的厚重与丰富。 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简单低级,并且不配套,开发利用不全面不彻底。
6、没有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等靠要思想严重。
7、对庐陵文化认识和发展并不清晰,对文化产业定位不明确,特别是一些地方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没有科学的认识,以致开发思路不清晰,缺少整体规划。当前不仅当地老百姓对其认识不清,就是一些主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对其也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对文化资源的开发深度不够,不能使消费者感受到文化演进的历史和庐陵文化的精神内核,缺乏对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总体把握。在对其进行整合开发过程中并没设计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框架,导致开发建设过程存在-定误区,文化开发缺少系统、协同、高效的管理机制。还有就是文化开发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和管理人员相对缺失。
8、宣传促销力度不够,文化品牌知名度低。文化产业要有品牌意识,要宣传要打造,要发动各级各类媒体进行有效推介。文化资源的不可转移性的特点决定了在产业市场上,宣传促销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产业市场,而庐陵文化产业宣传促销力度显然不够,缺乏多元化促销手段。在品牌宣传上,主要表现为品牌宣传策划不力,缺少内涵深厚的庐陵文化产业个案宣传,从而导致文化产业品牌知名度不高,不能充分体现其产业价值。
(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文化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具有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功能价值。既可彰显特色,提升品味,又可增强人民的文化厚重感、自豪感和干群凝聚力,还可实现文化产业增值。庐陵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广泛,是吉安市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但由于各种缘由其价值并未得到全面充分合理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开发庐陵文化资源,应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进一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处理好传承弘扬与开发应用的关系,以科学的方法,对资源类型和分布进行深入调查,对其现状和保护及开发情况进行分析,以促进庐陵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
1、理清开发思路,做好利用规划。首先要确立:“思路清晰,权责分明,全面规划,有序推动,整体行动,统分结合”的工作格局,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由市里全面统筹,县市分头行动,对庐陵文化资源进行分门别类全面整合梳理,整体规划,精心研究设计好立体开发规划与具体行动方案,分期分批进行开发利用,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吉安市应将庐陵文化资源作为产业开发的重要载体,突出产业吸引物的文化气息,强调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注重产业开发的文化表现,提高产业产品消费者的文化体验,真正使产业文化化,使文化产业化,从而达到以最少的物质与环境消耗,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开发效果,充分体现出庐陵文化在吉安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开发规划上,要有长远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合理配置文化产业资源。政府若有钱立即开始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利用,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政府若无钱,则立即打包立项,制定招商方案,全面开展招商引资,制定出台相应配套优惠政策,建立健全管理、安全、维护、奖惩等各项机制,正确运用市场导向,由市文化资源整合专职部门或单位全面展开吸引外资工作。
2、选好开发模式,实现科学发展。文化产业要发展,就必须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有效的开发模式,对于吉安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我认为我们应当选择资源和创新双驱动战略作为主要发展战略,采用主体化开发模式,以实现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和开发模式对庐陵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驱动战略是以资源丰富为先决条件,以资源为核心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而后以规模为先、追求总成本最低为目标,以占有更多的资源为起点,进而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再转化成更高的市场份额,最终实现总成本领先和利润最大化。特别适合各类资源丰富的地区,象吉安市庐陵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可依托它来整合转化开发文化系列产业,而后,在此基础上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精专新,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优”的新异发展格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主体化开发模式主要包括集中式开发、深度体验式开发和庐陵文化生态系统式核心开发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只有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采取深层次主体式开发模式,才能将庐陵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好,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拓展融资渠道,增强投资力度。一个地方要发展就必须投资投入,这就决定我们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投资力度,保持保证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金。吉安市作为革命老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要实现大规模开发建设和超常规发展,就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必须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及革命老区振兴战略的机遇,继续争取中央和省里的项目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加大对全市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必须形成投资渠道的社会化,通过政策调整,广泛吸纳社会资金,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投资兴办文化产业,从而建立开放性、多元化的市场融资渠道与运营机制,为革命老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4、加大宣传力度,实施名牌战略。一个地方要发展就必须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宣传促销活动,打造知名品牌,定期策划专题活动。如文化旅游节、历史文化名人纪念会、专题研讨会、文学创作会、书画现场泼墨会、红歌会等,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传推介,提高文化资源和相应项目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及吸引力,提升吉安市与庐陵文化的形象,以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首先,应建立和完善政府文化产业宣传促销工作体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各方联动、市场化运作的宣传促销工作格局;其次,政府必须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争取权威媒体,特别是大外宣平台和海外知名媒体及国内外文化产业商的介入,多层次的对吉安市的文化产业进行包装宣传;再次,应采取外聘内联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类专业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的智慧,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文化产业宣传网络,以此提升吉安市文化产业在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吉安市委市政府在现在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升,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文化强市”和“文化兴市”的发展理念,要把它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来谋划推动。整合开发利用庐陵文化需要吉安市委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扎实开展文化强市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庐陵文化“大学习、大调研、大挖掘、大传承、大弘扬、大提升”活动;围绕文化强市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庐陵文化的宣传推介,将活动深入到各县市区及乡镇,实地走访、组织座谈、查阅资料,深入了解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把庐陵文化结合实际进行研究,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断满足吉安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6、尊重群众主体地位,调动人民创造热情,发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引导并用优惠政策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投资到本地文化发展事业中。
7、打造高素质专业运营团队。专业人做专业事,我们要培养和引进一批专业精、能力强、水平高、服务好的专业团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8、要学会并运用创意制胜。文化产业要发展,创意制胜很关键。吉安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这是发展创意产业得天独厚的重要条件。对文化资源来说,谁占有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率先将其开发成文化产品,谁才真正把资源变成了财富。因此,我们要大力挖掘和整合利用文化资源,从而解放文化生产力,以创意推动文化资源向经营资源的转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之所以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其原因之一,便是创意产业能够通过资源的转化推进经济的发展。它基于对资源特性的认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市场的把握,在具体实践中需要经过从资源到资本再到市场的多重转化,创意产业也在这些转化中兴起和发展,并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创意将文化资源转变为经营资本,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打造庐陵文化品牌,弘扬庐陵文化,进而提高吉安的综合竞争实力。现代消费经济已经步入体验经济时代,也有人称之为“玩经济”时代,是否能够吸引消费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好玩、是否能够参与体验。因此,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体验”都至关重要,在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时,就要将“体验观”自始至终地贯彻其中。
9、文化转化为产业需要做好前期规划、着力发展、完美运用三个环节。合理规划,深入挖掘,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一方面吉安要提升规划能力,因地制宜融入文化元素,植入文化基因。新建或者改造一批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公共文化载体,打造吉安文化会客厅;另一方面更要深入挖掘吉安特有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底蕴,特别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吉安特有的文化内涵,形成独有的庐陵文化色彩。鼓励创新,支持优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独有文化符号上下功夫,依托本地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地域风貌等进行创新创作,打造具有吉安特色的雕塑、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基地,积极创新,创作出一批具有个性化符号的文创产品。在文化产品之间寻找关联度,推出同一主题的各个线路,比如说“红色文化”、“古色文化”、“绿色文化”等,制作统一标识或者是路线推介图,在网络媒体上进行宣传,起到融合发展的作用。群众互动,社会共治,共推文化品牌。大力扩大文化产品的开放力度,比如说延长博物馆等的开放时间,降低这类场所的收费标准或免费,如白鹭洲书院就是免费开放,同时还可以发挥各类社会文化组织的力量,从生活中取材,从实际中创新,编排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品,推动吉安文化良性发展。通过多方力量共同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认可的庐陵文化专有品牌。强化项目带动、招商推介、园区示范和政策引领支持,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一是推进项目建设;二是开展招商引资,利用多种平台组织开展项目推介,组织开展文化创意产业招商推介活动,加强与各县市区的联系,鼓励各类文化产业进产业园,鼓励文化产业园区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指导园区和企业做好“点对点”精准招商。征集文化产业招商项目,通过比选和精心策划,提高项目质量,编印招商手册,建立“吉安文创网”,通过“吉安文创网”招商专栏,实施常态化网络招商;三是加大扶持引导。
10、搭建好庐陵文化平台。文化兴市,通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百姓受惠。为更有效地推动庐陵文化的传承发展,使其更好的为吉安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必须搭建庐陵文化平台,让庐陵文化能够在现实载体中落地。文化平台的搭建主要有:主管组织机构设立、办公场地建设、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互联网平台建设、文化品牌打造宣传、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开发、政策支持引导等。庐陵文化平台搭建能更好地将文化的传承弘扬落到实处,有利于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和文化品牌的打造宣传及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促进。能更好地与其他文化元素交汇融合,为庐陵文化发展提供养分,有利于提高社会关注度,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构建融洽和谐的精神生活家园。
(三)庐陵文化的开发利用
庐陵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是一项涉及范围广的科学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专门单位和专职人员负责,也要规划先行,从长计议,统筹开发,还要树立融合开发观,切实树立“整合观”、“品牌观”和“体验观”三大观念,在市级层面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行文化多元素和多种功能的融合,才能打造完善的产业链,创造并实现更大的市场价值。为此,要努力形成政府、社会、企业、百姓等各方利益主体齐心协力推进发展的格局。做好此项工作需要的是:政府主导,各方配合,尊重历史,遵守法规,顺应自然,适应形势,因地制宜,面向未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作好长远整体规划,定出分步实施的方案与细则,以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为庐陵文化的有序传承弘扬做出无负于历史,无负于时代,无负于人民,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文化资源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吉安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这是发展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重要条件,对文化资源来说,谁拥有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率先将其开发成文化产品把它变成财富。因此,我们要大力挖掘和整合利用庐陵文化资源,从而解放文化生产力,以产业推动文化资源向经营资源向现实财富的转化。
我认为,可开发利用的庐陵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资源、名人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五大类。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历史文化遗存、特色民居与商业建筑、宗教祭祀以及纪念标志功能建筑、具有交通、水利功能的桥、堰、运河等。名人文化资源指历史上对世界、国家、民族或当地有过突出贡献、发挥过重要作用或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名人圣贤,以及与其相关的具有纪念意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文化形式,主要包括名人故居、名人著作与传记和名人活动旧址遗址。宗教文化资源指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以及与其有关的庆祝纪念活动、宗教典籍、宗教建筑等。民俗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传统节庆、民间艺术、民间风情、土特产等。传统节庆是随着生产、生活、信仰活动逐渐演化成的节日。民间艺术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手工艺、民间戏曲、民间曲艺、音乐与舞蹈等。民间风情包括各个民族的婚礼习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以及居住习俗等。土特产资源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地方特产等。革命文化资源指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知名人士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革命旧址遗址及根据地、知名人士墓地和革命烈土陵园、纪念物和革命文学等,如,井冈山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对庐陵文化资源素材的收集、整理、归类、提炼,形成了典型的庐陵文化元素符号。然后让这些典型的庐陵文化元素,通过各种艺术化的设计手法转换为具有吉安特殊意义的“艺术设计符号”,最后运用到艺术介入产业规划设计中,实现新与旧的契合、文化与产业的融合,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一般是与公共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单位则主要面向市场,依法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其范围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培训业和艺术品业等。从国外情况看,文化产业的范围涵盖了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旅游业、体育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等。
文化不开发利用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无法成为一个地方的软实力。我们要大力推动庐陵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有机结合,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环境熏陶等,支持文化组织的运转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障庐陵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顺利进行。提升文化产业在吉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促使其发挥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价值。文化产业发展,对实现地方经济增长,保障群众就业,促进社会稳定和文化交流互动及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何将丰富的庐陵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吉安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寻求切入点,找到突破口,又是重中之重。庐陵文化使得吉安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吉安的文化产业依此顺势而为,要立足“文化十”构想,坚持走质量型内涵式发展新路,在挖潜和提质上下功夫,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特色和优势上下功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发挥方方面面的功能作用,配置好各种资源,走一条独具吉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1、吉安市成立:吉安市庐陵文化传承开发领导小组,由市委或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小组下设“江西省吉安市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总公司(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县区参照落实,设立领导小组和分公司(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文化资源传承整合和开发利用。该机构予以高配,总公司定为相当于副市厅级单位,县区分公司定为相当于副县处级单位。因为短时间内还无法改变“管本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势,加之,这项工作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协调配合和资源配置,不高配工作无法开展或说难以推动。
2、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总公司)配备好班子和专职人员,着手全面梳理整合庐陵文化资源,制定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落实,先市后县区再乡镇,逐步有序向前推进,每项工作都要有专人负责,并确定明确时间进度表。重点做好十项工作:一抓文化资源整合;二抓规划方案制定;三抓项目落实;四抓招商引资;五抓项目立项申报;六抓注册登记;七抓施工建设;八抓考核验收;九抓项目管理和运营;十抓宣传推介。
3、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文化产业做优做强。(1)立项争资。对全市所有文化产业项目全部立项申报,最大限度向中央和省里争取项目优惠政策和项目资金或配套、补贴资金或贴息、低息贷款或减免税收等;(2)广泛组织发动吉安在全球、全国、全省各地的商会、同乡会及在各地工作的老乡,特别是各界成功人士和那些有实力、有影响的记者、学者、官员、商人和艺术家关心家乡建设,支持家乡发展,出钱出力出智慧,齐心协力共同把家乡——吉安的文化产业打造好、发展好。(2)组织邀请吉安籍和与吉安有关联的商界精英回乡投资创业,建立网络,保持经常性互动联络,从中寻找商机。当前要重点扶持树立一些回乡创业的典型,把他们做为成功案例来吸引广大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如,泰和县一个革命后代(军队系统领导介绍告之,因我与中央军委原办公厅副主任熟悉友好,便认识一些军中朋友)名叫黄振钦,爷爷黄裕经1928年参加红军,曾在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身边工作,父亲黄后恩1952年参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受奖。他从小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立志长大后要为家乡建设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做出自己最大贡献。他1990年外出创业,经过多年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看到家乡依然贫穷,感觉需要有人领头带领村民致富。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城市的优越生活,带上在外拼搏所获得全部资金回到家乡泰和县苑前镇黄坊村,注册成立江西心心向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筹资金3000多万,建设了梦幻庄园景区和村里的辅助设施及农业产业化系列项目,如,优质稻米种植加工等,他们按照国家级3A景区打造,配套餐饮、民宿、会议、研学、康养、观赏游玩、户外拓展、水上乐园、越野车等项目,由于建材等涨价,耗资三千多万才完成了一期建设,农产品种植加工已经走向正规,现在就差盖二幢大楼的的资金:一是可容纳1000人左右的研学大楼;二是可容纳500人左右的康养房。这两个一到位,就可全面开业,三年内可使黄坊村大变样,将产生非常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现在他一筹莫展,这是一个乡村振兴项目,也是一个三农项目,还是个文化旅游项目,希望政府能帮上他一把:一是给予一定的项目配套或补贴资金;二是协调银行给予一定的贷款。我们可把他作为一个回乡创业典型来帮扶来树立,以点带面推动全局。中国报道和中国网等中央媒体将全力跟进鼓与呼。(3)利用互联网,把能够拍摄到的庐陵文化照片、视频,尤其是各类突出文化资源等资料发到各大网站、论坛,甚至可建立庐陵文化在互联网上的独有域名。(4)时机成熟,寻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知名的画家、摄影家、导演、记者之类人士到吉安做客、创作、拍摄、采访等,通过他们的职业和影响来宣传提升吉安;甚至可以免费请他们去拍电影、电视剧等。(5)吉安孕育着一些古老的历史文化渊源,一些表面上的传说太浅了,要注意挖掘历史上著名人物跟吉安的关系,然后再选派得力干将深入挖掘跟踪,利用市县电视台、报纸、文化旅游局大作文化文章,广泛邀请这些名流的后代前往吉安参观考察指导。总之,通过各种形式激发人们特别是领导和知名人士的吉安情结情怀,激励引导他们情不自禁地为吉安献计献策、来吉安投资创业,让吉安这块红色土地红火起来。
4、依托优势,明确定位。要依托庐陵文化资源优势,明确文化产业发展定位,走出一条有吉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文化产业是个门类多样的产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门类与方向来发展吉安的文化产业,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切实做到定位准确。一方面必须依托庐陵文化优势,瞄准吉安独具特色的资源环境条件,在特色上动脑子,在优势上做文章。依托历史人文景观和独特山水资源可以发展文化旅游;依托独特传统工艺可以发展文化工艺产业;依托山歌和采茶戏等传统曲艺发展演艺事业等。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吉安的经济实力和环境条件,做到量体裁衣,量力而行,不盲目跟风,更不能好大喜功。文化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往往投入大见效慢。为此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要力求精准,把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用到重点上、刀刃上,始终要考虑投入产出的比例和效率问题。
5、整合资源,树立品牌。面对丰富的庐陵文化资源,我们首先要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合力,树立品牌,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促进庐陵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利用好庐陵文化的遗址、旧址、出土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宣传吉安悠久历史,突出历史性;利用好井冈山根据地和吉安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突出革命性;利用欧阳修文天祥等文化名人的影响和民间文化,突出人文性。打造文化知名品牌,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品牌体现产业发展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托文化品牌。文化品牌既体现一个地方文化核心竞争力,又显示一个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推动力。一方面,吉安需要进一步突出城市特色文化优势,形成鲜明的品牌识别系统;另一方面,要突出可持续性,延伸文化品牌的生命力。文化品牌活动贵在坚持,只有持续培育和不断创新,文化品牌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灵魂,让产业更具有独特性和竞争力。
6、重点开发,统筹兼顾。把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名气大、价值大、影响大、条件好的文化资源予以重点开发利用。如,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长乐庵风景区。这里我要着重谈谈长乐庵景区,因我到此调研采访过,情况比较了解,更为关键的是,该景区系我单位中国报道的重点宣传和帮扶对象,长乐庵景区是囯有新干县黎山林场(该场场长袁清如有胆有识有魄力有水平有闯劲,省市林业部门对他很认可且高评)正在打造推出的一个优美风景区(该场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动全体干部职工,利用休息日义务劳动,打造建设景区,景区有一条用青石铺就的山路叫“奉献路”就是他们自己修建的),初具规模,现为国旅3A景区(国家和省林业部门拟将其作为“立足林业求生存,跳出林业谋发展”的改革示范样板),景区山清水秀风光迷人,大唐古韵十足,文化气息甚浓,与庐陵文化风格吻合。景区有:铁拐吕洞宾墨宝与传说、长乐公主与长乐痷的传说、乾隆下江南的驻足地与饮马井池、水上乐园、钓鱼台、经济植物园、抗日战场,还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历代帝王碑帖。只需再适当投资将长乐庵作为文化旅游旧址项目予以复原重建即可,而后将研学(北京、深圳、南昌有关研学单位和协会愿意协助支持)、康养(有国家级健康协会、关保健单位、中华老中医、文化艺术知名人士等愿意配合扶持)整合在一起,三位一体,立体开发,经济和社会效益将会十分可观,现主要问题是林场开发资金紧缺。怎么办?我认为,破解这一难题其实非常容易,就是市里县里筑巢引风给出相应优惠政策,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进行招商即可。有颇多投资者有兴趣,因去年7月他们搞了一个文化旅游节,我们中国报道作了宣传报道,全球三百多家新闻媒体刊发转载了,产生了轰动效应,为下一步开发运作打好了坚实基础。
7、梯度推进,拓展空间。我们要实施梯度推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文化产业发展要有规划,依次梯度推进,切勿一窝风,要由点到面逐步有效推进。一方面依托庐陵文化资源,将吉安庐陵文化基因融入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去,打造具有鲜明庐陵文化特征的产业业态;另一方面,要积极借助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机遇,深度挖掘各县区乡镇的文化资源,既促进乡风文明,又形成文化产业的多元共生的良好局面。培育龙头企业,带动文化产业群发展。产业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一个地方的软实力、产业竞争力和文化品牌形象力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产业集聚的程度和分工协作的紧密度。吉安要充分挖掘庐陵文化资源,努力建成五大文化产业集群,把吉安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五个文化产业基地和“五都”:全国红色文化产业创业示范基地、庐陵文化转化开发基地、全国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研学基地、全国影视作品拍摄和文学艺术创作基地。一是红色影视之都;二是四色旅游之都;三是特产之都;四是青铜之都;五是研学之都。通过培育文化产业的产业集群,不仅可以提高吉安文化产业的实力和竞争力,而且还会对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8、培养人才,推动发展。我们要培养招揽专业人才,推动产业永续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人才支撑,培养建设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视野开阔的文化人才队伍是推动吉安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性条件,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吉安要确定文化产业人才的培育方案,政府要推动强企放权,把吉安市人才配置政策放到优质的文创企业中。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的层次结构建设上要寻求创新,要紧密结合庐陵文化特点和资源优势,统筹考虑学历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形成基层人才、中级人才、高端人才梯队,特别要重点培养一批本地有战略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的领军人才。要根据庐陵文化产业发展特色,在优化人才成长环境上创新举措,形成“选、引、育、用、管”的人才发展机制,建立完善文化人才数据库,优化创业环境,造就一批在省内、国内有影响的特色文化产业开发的领军人物,形成又一张独具特色的吉安名片。
9、健全体系,优化环境。要切实健全政府服务扶持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要抓住江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历史机遇,按照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吉安要抓紧制定并不断完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尽快形成关注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保障文化产业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干部提高运用文化产业思维和廉洁奉公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努力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诚信守约的人文环境、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以优质的公共服务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0、围绕文化,多元构建。我们要围绕庐陵文化来构建文化产业。
(1)实行校企政企联合。我们现在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专题研究庐陵历史上的书院文化、科举文化、名人文化、理学文化、祠堂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医学文化和艺术文化等。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出版了庐陵史学、庐陵民俗,庐陵王学、周必大年谱、文天祥年谱等专著,成果显著。要尽快将这些成果转化,实行市场化运作。研究项目化,项目市场化,通过市场竞标等方式来推动。高校要走政产学研用之路,积极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可学习借鉴赣州市成立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的经验,吉安市尽快成立类似井冈山根据地研究中心机构,校地、校企、政校、政企合作共同推进庐陵文化研究。对“庐陵文化”是否包括红色文化问题,我认为“庐陵文化”可以也应该包括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当代最鲜艳元素,既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又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2)打造旅游胜地。近年来,吉安市大力实施“全景吉安、全域旅游”、“文化强市”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确立了“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和“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发展定位。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项目,同时,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项目提质和生态提升上,在惠民利民民生工程和绿色生态环境提升工程上积极作为,通过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努力提升“红色摇篮•山水吉安”的旅游品牌形象,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还要积极推动旅游业与庐陵文化、现代农业、体育运动、工业企业等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庐陵老街、万安田北农民画村、万安花花世界等一批特色旅游景区,高标准规划推进大洋洲商墓、吉州窑陶艺小镇、长乐庵风景区、遂川最美梯田、吉水南门洲等系列旅游业集聚区,建立以中心城区为集散地,辐射连接各集聚区的旅游线路网络,将旅游业集聚区打造成县域经济发展新支点和全域旅游发展新亮点。
11、文化旅游,讲究文化。文化对旅游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旅游地是否能在旅游市场多变且竞争激烈的今天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地方文化利用与否以及利用程度如何已成为关键。充分发挥旅游地文化特点,才能使旅游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使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个旅游景点一定要有文化内涵,同文化层次相配合,让这个景点有文化,才有生命力。在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时,我们要注意二点:一是旅游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千万不要过度开发或胡乱使用,要科学合理的利用,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应掌握“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保护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推出以历史文化、生态环保、休闲娱乐为主导的旅游产品,将庐陵文化有效地融入生态旅游中,丰富旅游内涵。同时,要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旅游文化资源与环境进行研究评估,科学规划旅游的接待量,制定文化环境保护规划,把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协调起来;二是在挖掘文化资源中,一定要坚持少克隆、多个性,少浮华、多人文,少随意、多思考。只有那些真正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东西才会产生效益。开发旅游文化资源要杜绝文化庸俗化的倾向。为盘活并强盛吉安文化旅游业,我们要切实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要大力挖掘庐陵文化,变静为动,变古为今,物体人化,挖掘庐陵特色文化,营造景点文化氛围,提高旅游景点品位,使庐陵文化发挥教化、激励、导向功能,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要让景区景观化。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条件下开发旅游景观,吉安有数千年历史,庐陵文化十分丰富,但历经战乱动荡和自然灾害,也受到不少破坏,需要大量投入以保护和修复。为解决投入的回报,建立自身的造血机制,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适当开发为旅游景观已成为较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三要凸显文化特色,策划项目,吸引社会资本。许多地方文化旅游发展面临资金瓶颈和招商引资的难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意策划和市场运作,在吸引社会资本联合开发上,往往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要以故事力活化资源,以艺术秀增强感染力。庐陵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可以编撰演绎各种故事,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就要以故事力来活化这些资源。活化历史文化资源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仿古必须融今才能实现推陈出新。原生态存在的历史资源其蕴含的文化,需要张扬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才更能为现代消费者游客广为接受。如果旅游景点没有融入现代元素,就难以吸引众多的消费者和游客。仿古不能泥古,在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必须适当注入现代元素,并与现代科技结合,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二是应以故事力活化来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背后往往有许多故事,以多种形式宣传、演绎这些故事可更好地张扬其文化内涵,吸引消费者和游客。也可以编故事,或用创意将各种原生态存在的、等待开发与利用的、有市场增值潜能的资源整合到一起,赋以新的价值,活化这些资源;三是创造情感资源。情感是人类的灵魂,创意给景点赋予灵魂,消费者和游客对一个景区和品牌从认知到最后购买的过程,是一个情感不断变化的过程,打动消费者游客、让消费者游客产生购买行为,是每个文化企业实现资源转化的最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环中,创意推动情感常常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当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入体验共享经济时代时,“秀”已成为旅游景区和服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开发利用庐陵历史文化资源就要以“秀”来增强文化感染力和景区的吸引力,从而吸引消费者留住游客。
五要提炼文化符号,塑造品牌。利用文化符号意义创造价值和知识产权保护,是构成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核心元素。因此,提炼文化符号、塑造品牌也是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创造价值的一种重要模式。历史文化资源的成功开发利用,既源自一种丰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这种文化的张扬与发展。
六要突出特点,打造精品。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优”。旅游文化精品不仅能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构成新的旅游吸引力。文化旅游精品就是制作精良、演艺精湛、能够代表当地文化艺术水平、深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打造精品,应该对庐陵文化立体开发升华,使其形式上更具美感,程序上更致紧凑,场面更加贴近游客心理。把景点的景观与文化、历史结合起来,寓文化于山水之间,让文化融入旅游之中,在旅游中品味文化,陶冶情操。景区如果特点不突出,就要利用其多元性,综合分析,制定好旅游主题,策划好旅游线路。
七要通过举办各种大型节庆活动和以文体竞赛作为载体,既更新文化活动内容,又丰富文化内涵,扩大影响力,使活动本身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
八要实行联动策略。联动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联合行动,以达到:信息互通,有无互补,互为依托,资源共享,彼此借势,共同发展,真正产生和实现整体效应和规模效益。现在吉安市各县区基本是“各布各的阵,各下各的棋”,没有形成统一规划、统一营销、共同繁荣的区域旅游布局。特别是吉安文化和旅游资源都比较分散,我认为就更有必要各县区之间、各经营单位之间整合资源,突出优势,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共同塑造和提升旅游整体形象,促进旅游经济发展。而要真正实施好联动发展战略,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联动:一是行政联动。各县区市在市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总公司(办公室)领导协调下,统筹安排,共同营销,建立分工合作的营销模式,做好协调指导管理工作;二是景点联动。妥善处理各景点之间的关系,把周围相关景点连接起来,形成旅游系列,推出主题旅游,提供一条龙服务。这样,可以让游客游览得到较大满足,提高旅游兴趣;三是项目联动,即在一个景区内,多种文化旅游项目同时进行。景点是静态的,适当举行一些民俗活动,游客进行互动,让声音、影像等让人感受文化的氛围,借以增强景色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四是企业与研究机构联动。对庐陵文化的挖掘、宣传、研究,对有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光靠行政和企业还不够,应加强和研究机构尤其是与井冈山大学等院校合作。井冈山大学等院校既有一定的研究理论,又熟悉当地情况,具有较大的能力优势。通过联动,可扩大整体区域和旅游线路的知名度,打造出如宗教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古民居文化等品牌。吉安市可充分利用“庐陵文化”这一品牌,一体化规划建设系列景点景区,力争形成集庐陵文化中的名人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绿色文化、旅游文化、研学文化、康养文化、红色文化相互融合的多元文化体系,从而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并富于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品牌,使吉安的文化旅游业迈向新的更大辉煌。
庐陵文化是对吉安历史、人文、建筑、工商、民族、宗教、地缘优秀文化的积淀与彰显,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榜样启示价值,也为新形势下吉安、江西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地城文化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吉安人民对江西对全国的一大贡献。她见证了历代吉安人的奋发努力,展现了吉安市的无限魅力与风采,是吉安市的宝贵财富。整合开发利用好庐陵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弘扬爱国爱民爱吉安的精神,也可极大促进吉安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还可以提高革命老区吉安人民的经济总量和生活水平。整合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保护,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庐陵文化资源是适应江西“文化强省”发展战略需要,也是新时代巩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更是吉安发展壮大的需要。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当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吉安实际出发,立足江西、胸怀全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传承好、弘扬好、打造好、整合好、开发利用好庐陵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庐陵文化融入到吉安发展的方方面面,推动庐陵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吉安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把庐陵文化推向新的更高境界。古老而神奇的吉安为中华民族培育出了第一流的人才;悠久而灿烂的庐陵文化为人类孕育了第一流的著作;先进而发达的庐陵文化产业为世界创造了第一流的产品;勤劳而伟大的吉安人民为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特别是宋明两代庐陵文化和庐陵人才更是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其影响是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她是高山,她是大海,崇高、伟大、深厚,就是她的全部生命。庐陵文化是吉安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我坚信:古代的庐陵有着光彩荣耀的过去,现代的吉安一定会有辉煌灿烂的未来!
(本文共九万二千六百多字,花了心思费了脑子,是心血和汗水凝聚,由于能力水平所限,多有不妥之处,望大家海涵的同时批评指正,以臻完善。陋文在成稿过程中得到许多领导朋友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也参阅参考借鉴引申了大量文献文稿和资料材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本文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庐陵文化愿受教点拨、望交流提升!)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江西老表,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江西省省直单位办公室主任、江西省政府新闻网总编辑,中国网江西频道总编辑,现为中央直属中国报道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网刊名誉总编,江西财经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兼分会会长。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为我国当代知名媒体人、正面思考者、深度评论员、预判观察家、社会活动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发表各类文章三千多篇,其中理论文章三百多篇,获奖六十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入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及出版单位,系列专著即将付梓出版。